眼前的这座桥，叫罗湖桥。
年轻人背着行囊，走上桥面，抬起头来，看到了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闪过一丝激动。查验证件之后，匆匆几步就走到了破旧的火车站，登上一列北上的绿皮火车。
【资料图】
这个桥段，你大概不陌生。不过别误会，我的主人公不是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这些从海外归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大师。彼时的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一名大学生。
在车厢里放下行李坐定之后，大学生往站台望了一眼。虽然罗湖桥北岸的这块土地当时叫作宝安县，但车站的站牌上却分明写着两个大字——深圳。这一幕，发生在1970年代初，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大约还有25个年头。
这位大学生名叫阮健骢，彼时的他作为港中大学生，在一片“关社认祖”的校园氛围下，从深圳出发登上第一次前往北京的旅途。
2022年，当阮健骢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的身份接受我的采访时，时间已临近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回首半个世纪之前与深圳的第一次相遇，阮健骢说，那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毕业之后会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工作人员；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香港中文大学还是他自己，都将与深圳这座城市结下这样的不解之缘。
少小离家
“我出生在1951年。”阮健骢说，此刻的他精神矍铄，丝毫不像古稀老人。他的童年是在家乡中山度过的。人生最初十年，在脑海中已经变得模糊了。只是言谈中说起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细节，还是可以勾勒出阮健骢童年时的生活样貌，大致可以归结为几个关键词。
童年是饥饿的。“经常吃不饱饭”，阮健骢记忆中，小时候米饭当中时常掺杂着红薯才能勉强充饥。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红薯这种颇受欢迎的健康食品，在不得温饱的年代，却是用来果腹的杂粮。
童年是贫困的。虽然一个不用当家的孩子对物质的匮乏未必有太多感性认识，但是读书之后，学校没有足够的课桌课椅，需要阮健骢和同学们自己从家里带着凳子去学校，却是终身难忘的回忆。
十岁那年，因为家里在香港有亲属，阮健骢办理了移居香港的手续。从此，故乡成了心中一个遥远的意象。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狮子山下》的歌词，正是那个年代香港人生活场景与心路历程的写照。
“小时候确实是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阮健骢总结童年时光，“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云淡风轻之中，倒像是长者在向晚辈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生活并没有因为成为“香港人”而立刻变得顺遂起来。初来乍到，融入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谈何容易。“插班读书，一开始跟不上”，除此之外，阮健骢并没有多谈自己读书的经历。夙夜匪懈，十年寒窗，大概是不在话下的。
终于，高中毕业并且通过当时的香港高校入学考试之后，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
传扬中国文化的大学
“当时香港有两所主要的大学。”阮健骢面对的与其说是“艰难”的选择，不如说是“幸福”的烦恼，读香港大学，还是读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建校于1911年，由英国人创办，是当时香港人公认的老牌名校。
港大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实行全套英式教育，与欧美教育体系无缝接轨。但在阮健骢心中，创办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也引起了阮健骢的注意。
事实上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确实是香港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于1963年合并，由新亚书院创办人、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定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就是要在香港办一所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大学。”阮健骢说，港中大创校先贤的理念深深地吸引着他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几经权衡，阮健骢选择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就读。
“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我想起了前来采访时，在港中深行政楼一层醒目位置看到的这两句话。作为港中大的办学理念的标志，今天已经广为人知。
“这就是港中大办校的初心。”阮健骢说，从他迈入校门直到今天，不曾改变。
如何结合？如何融会？首先，有别于以港大为代表的英式大学全英文教育，港中大独树一帜，坚持“中英并举”办“发扬中国文化的大学”的理念，实行双语教育。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学，使用英语教学为主；涉及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科目，则以中文教学为主。不光是教学方面，学校的工作语言也是中英双语。这在当时英文“一统天下”的香港公教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整个学校的学习环境既有‘中’又有‘西’。”阮健骢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国与西方的融会，不是口号，而是教学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他受益至今。
香港中文大学，一所讲中文的大学，一所中国人的大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英语文化牢牢掌握香港主流话语权的年代，她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火种，也连结着香港与祖国内地的文化根脉。在香港青年人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关社认祖”（关心社会，认识祖国）活动，港中大也成为重要的场域。
正如本文开头的场景，阮健骢第一次踏上今天叫“深圳”的这片土地，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作为港中大学生，怀着认识祖国的心，走过罗湖桥，在深圳火车站登上北上列车。
虽然已经相隔半个世纪，但阮健骢对那一次行程的诸多细节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深圳，印象中就是小小的一个镇。”是的，今天的深圳市当时的建制是宝安县，“深圳”是其所属的一个镇。阮健骢并没有在深圳停留，而是直接登上火车出发。“同学们都不是富裕家庭出身，买的是硬座票”，让阮健骢印象深刻的是，车厢非常拥挤，座位下方甚至行李架上都躺满了乘客。这样的旅途当然谈不上舒适，但同学们也没有太在意，香港不也是刚刚发展起来嘛！
经过三天两夜的旅程，列车在激昂的革命歌曲声中驶入北京站。
特殊年代，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尴尬。“当时来到内地，我不敢说自己是学社会学的。”阮健骢说，那些年社会学在内地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社会学系的学生自然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但少年时代的壮游总是终身难忘的。阮健骢和同学们参观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香山、十三陵，还走访了内地多个城市。第一次畅游祖国内地，在少年的心中泛起的波澜，历经半个世纪未曾消散。
1997年6月30日晚上至7月1日凌晨，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人事处工作多年的阮健骢，与同事们一起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个历史性的夜晚。看到驻港部队的军车行进在路上，天降暴雨，战士们纹丝不动、军容齐整，阮健骢和同事们激动之余，不禁感慨：老话说“贵人出门招风雨”；祖国的军人，就是“贵人”。
当然，阮健骢知道，驻港部队出发的地方，就是大学时代曾经路过的“小小的一个镇”——深圳。
全人教育
“这么多年下来，回头想一想，那时候的深圳竟是那样的。”当2022年的夏天，阮健骢坐在港中大（深圳）副校长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半个世纪之前与深圳的第一次“接触”，那小小的镇子、破旧的车站，不禁感慨。
莫说50年的沧桑巨变，即使是阮健骢来到港中大（深圳）的这7年，周遭的变化已经让他惊叹不已。说起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刚来的时候，同事开车出去买东西，在哪里停车都可以；现在停车的地方好难找了。”
“当时我们的学生住在信息学院宿舍，可以直接穿马路过去，因为当时路上车很少；现在每天都堵车；车流量人流量增幅都非常大。”
发展快、变化快，这就是深圳。不过，作为港中大（深圳）分管行政的副校长，阮健骢的工作恰恰是最能佐证深圳这一特质的。
2015年刚上任时，校园建设刚刚全面展开，两年之后一期校园建设完成；紧接着，田径场、二期校园开展方案设计，建设工程随之全面开工。转眼间，二期校园明年就要整体交付使用了。
接下来就是港中大（深圳）医学院、音乐学院的建设。当说起医学院的建设对深圳的意义时，阮健骢说到了四个字：“病有良医”。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当然听得出来，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提到的，对大湾区未来图景的描绘。
“音乐是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希望我们音乐学院的建设，能帮助深圳城市文化再提升一个档次。”阮健骢接着说，这所音乐学院是深圳新十大文化工程之一，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深圳音乐学院”。
在深圳校区7年，阮健骢不但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更对城市的各种蓝图谙熟于心，并且与学校的建设发展无缝衔接。
不过，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深校友和员工，阮健骢更加看重的，是港中大来到深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为学生带来了什么。这些，包括并不限于港中大（深圳）建校以来毕业了5届本科生、6届研究生，教职员工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今天的1600多人，从海外引进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
更重要的是，“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阮健骢说，只有专业技能的人只是“工具人”，大学要做的除了传授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帮助学生树立道德修养、学会为人处世、培养沟通能力，累积成为未来领袖的潜质，“两者相加，教育出来的才是一个‘全人’。”
是的，全人教育，这是我采访之前“预习”过的香港中文大学重要的教育理念。
何谓“全人”，当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不过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帮助我有了些感性认识。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传承中国文化价值的责任。”阮健骢说，从他自己在港中大读书到今天的港中大（深圳），50余年贯彻始终，初心未变。香港中文大学，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深圳，都是一所传扬中国文化的大学。
如何传承？由于没有时间作深入的体验，我需要找一些学生了解详情。
“我们是必修中文课的。”正在港中大（深圳）理工学院逸夫书院读博士的徐彦恒这样说。必须说明的是，他本科学电子信息，研究生学计算机信息工程，纯粹的理工科专业。
不论院系，不论专业，不论文理，“大学中文”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本科生必修的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从古代到现代直至当代的中国文学经典。“这种中文课绝不是填鸭式的，完全不用死记硬背什么。”徐彦恒说，港中大（深圳）的大学中文课除了老师主讲的主修课，还有学生主讲的导修课，“你读了文章，要有自己的感悟，哪怕只是一些细节，形成自己的导修报告，跟老师和同学们分享、讨论。”
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千年之问到沈从文《萧萧》的淳朴乡情，从白先勇《游园惊梦》的温婉凄美到张爱玲《封锁》的人情冷暖，不论你是学文学理，大家围坐一堂，各言其志，各抒其情；众声喧哗，和而不同。这就是徐彦恒眼中的港中大（深圳）的大学中文课。“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徐彦恒说，在这里不仅可以跟随世界一流的老师徜徉于科学与知识的殿堂，更能学会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思维、阅读与沟通。
无远弗届的学术海洋，温厚包容的中华文化，这才是这所大学的价值。
中文大学，“中文”二字，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
理解与交融
服务港中大近40年，其中港中大（深圳）7年，阮健骢今天也可以算作“半个”深圳人了。熟知两地的城市特质、工作方式、生活节奏的同与异，自然不在话下。
“深圳这边，就是做事情比较快，比较‘扁平’。”这一点阮健骢颇有感触，他发现在深圳推动各项工作，“想好了80%或者90%，可能就开始推出去了，后续有需要改进的，可以边推进边调整。”
这一点不像香港，任何政策措施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万事俱备才能实施。但一经推出，就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在阮健骢看来，这里面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就效率来讲，看上去深圳这边就更高一些。”他说，“深圳有一句话叫‘先行先试’嘛。”
说起深圳这座成为职业生涯第二个主场的城市，阮健骢是不吝溢美之词的。
我们经常说深圳、香港，这两座城市联系如何紧密。但在现实中，也很少有一个地方像港中大（深圳）这般，深港双城深度交融，难分彼此。阮健骢自然是爱香港也爱深圳的，但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还是迫切希望深港两地师生，特别是年轻人多交流、多沟通，增进互相的理解。
其实这也是我十分关心的问题，为此也特意找了一些学生询问，他们眼里的香港老师究竟是怎样的？下面如实摘录部分回答。
逸夫书院人文社科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兰敬睎如是说：
梁耀坚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临床心理学家，深受学生喜爱。只是，他的普通话水平非常“普通”。有一次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勾勾敬长银”，大家听了都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书名叫“救救正常人”。诸如此类的“笑话”还有很多，今天都成了亲切的回忆。但是梁教授留下的一句很严肃的话，大家都记在了心里：Do no harm, do some good（勿伤害，只行善)。
思廷书院经管学院会计学系应届本科毕业生刘昌海璐如是说：
有一次香港老师带我去香港参加地壶球比赛，一上来发挥得并不好。现场有一位老伯看出我很紧张，每当我打出一个球，就上来跟我握手，并用粤语说一些鼓励的话。虽然当时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感觉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思廷书院经管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李泽平如是说：
通过和香港老师的接触，我觉得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来到港中大（深圳），是一心一意地想把教育做好，帮助我们国家提高文化自信。我觉得我选择来这里读书是选对了。
……
随机采访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港中大（深圳）有70多位来自香港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在学生们眼里，他们是可敬的师长和可爱的朋友。
“我要是不到这边工作，就没有机会体验到深圳的生活和文化，深圳香港的年轻人，要多到对方那里去看一看。”阮健骢说，他经常对深港两地的年轻人这样建议，只有你去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所以，你跨过无形中的那条“界线”，就像他50年前跨过罗湖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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