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惯习”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思想传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和胡塞尔都曾使用过相关的概念。布尔迪厄不过是“复活”了一个传统词汇，在旧瓶里酿出了新酒，这样就无须退回到关于主体、自我或者意识的老派欧陆哲学。布尔迪厄最初将惯习概念用于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阿尔及利亚，他看到了与现代世界相对立的传统社会，以及这种对立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在汉语世界里，与“惯习”类似的概念是李泽厚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认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儒学的“表层”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维定势、情感取向，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
李泽厚所谓文化心理结构，特指儒学的“深层”结构，主要指向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时如何返本开新，强调的是养成的一面，朝向未来又收纳过去；相反，布尔迪厄“惯习”强调的是反思的、批判的一面，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学术生涯早期和各种激进运动的失败后，对前资本主义的反思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布尔迪厄声称，惯习概念的宗旨主要在于摆脱唯理智主义的行动哲学，它把人看作理性行动的经济人。下面尝试从三个方面来揭示其文化心理意蕴。
认知维度
从认知维度看，惯习的主要用法包括以下两种。一是作为知觉和分类结构的惯习。布尔迪厄在研究卡比尔人部落时，按照男女性别的不同，来划分世界上的事物与实践。处于外部、正式场合、右侧、干燥处、高处、不连续状况下的男人负责完成所有短暂的、危险的行为；处于内部、潮湿处、低处、弯曲状态和连续状态下的女人则被分配了所有家务劳动。
布尔迪厄认为，在部落社会里，女人服从男性统治秩序，以男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成了统治她们的男人的同谋。这就意味着，部落社会里的女人在思考自己、思考统治者以及自身与统治者的关系时，使用了与统治者相同的认知、评价和行动模式，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
二是作为实际行动生成结构的惯习。皮亚杰强调，认知结构不是静态的符号表征，而是生成性的身体图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能够将这些表征结构转化为世界上可识别的行动计划，然后从实际行动的反馈中获得新的认知结构。皮亚杰认知结构的这种既能构造又能被构造的能力，恰恰是布尔迪厄惯习定义中的关键要素。
皮亚杰认为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竞技场对于社会化自我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布尔迪厄则将教育当作一种把现存的阶级关系再生产出来的制度来研究。惯习由于社会世界而产生，同时又对这些分化进行再生产。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再生产了文化资本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这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再生产，其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得以维持，每一群体中的各家庭则一代代地往下传递着他们的优势和劣势。这种传递的基本途径便是惯习。
布尔迪厄试图整合两种形式的结构主义，即社会学的分类结构与心理学的认知结构。他认为，真正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必须克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立，将社会行动者的经验分析与使这种经验成为可能的客观结构分析整合到某个单一的模型即惯习—场域中。
审美维度
惯习的审美维度体现在人们的生活风格与趣味之中。生活风格是惯习的产物，最终成为被社会定性的符号系统。生活风格的每个维度都与其他维度一起发挥象征作用，并象征其他维度。比如，一个年老的手工细木匠的世界观、他管理收支的方式、他的时间或他的身体、他的措辞和他的服装选择，全都表现在他的精细和完美做工、仔细认真、精雕细刻、尽善尽美的伦理中，以及为了做工而做工的美学中，这种美学使他以其产品需要的细心和耐心来衡量产品的美。
布尔迪厄说，趣味是命定之爱，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存在条件产生的，这些存在条件将其他一切可能作为纯粹的梦想排除。趣味表现为某种对阶级地位的符号表达。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活动与特定的阶级相联系而与其他阶级相分离。资产阶级审美的非功利性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必需性相对立。布尔迪厄强调区隔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符号暴力。他将经济分层理论与文化理论结合起来，文化上的投资会在日后转化为经济优势而生利。
评价维度
人们营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同时又充当该文化的载体；人们既无法忍受与别人相同，同样也无法忍受与别人不同。在布尔迪厄看来，差异无处不在，社会属性的差异比如性别、年龄、世代、贫富、地位、学历、意识、地域、力量，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周围。文化属性的差异则表现为对上述存在的价值判断。比如，就举止而言，是敏锐的、灵巧的，还是迟钝的、笨拙的。
惯习并不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直接来影响实践，而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合适的”隐性知识。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观察到，那些本来浑身都是前资本主义惯习的农民，突然被迫改变生活方式，置身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显得局促而惶惶不安。这就是“位置感”，它是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交汇点，人们在这种位置的关系中找到自我。所谓制度化，即一个位置空间中所占位置之间被严格建立并受法律保障的关系，当一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的客观限制被转变成习以为常的主观感知模式时，他就获得一种如鱼得水般的社会位置感。人们获得了这种位置感，就会自觉地限制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把社会强加的限制转为自我约束。
身体是符号的持有者，也是符号的生产者。正如社会心理学所揭示的，一个人越对自己不在意，越倾向于将他的注意力从自身移开，越能够摆脱被他人目光审视引起的迷惑，就越能接受自己。布尔迪厄说，今天这种他人的目光在不想面对衰老的资产阶级女性身上非常常见，因为充满焦虑的疑问目光令他人的目光返回到她们自己身上。
惯习反映了个体或群体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同时也指由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所塑造的个体和群体的实践。惯习不仅涉及对自我和世界的态度、信念和规定，还涉及个体和群体的行动。
在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中，邹川雄提出，“身心状态”与布尔迪厄“惯习”相类似。所谓身心状态是指行动者长期形成的稳定且持续的惯性状态，它不只是一种认知的状态，还包括情感的、审美的和评价的层面。安德鲁·塞耶提出，要为布尔迪厄惯习注入道德与情感因素，他认为惯习应该被重新定义。
邹川雄进一步指出，行动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会不假思索地且视为理所当然地在每个当下或此刻中将身心状态自然展现出来。身心状态是行动者的“体”，“实践”则是行动者的“用”。若没有长期储备起来的身心状态为“体”，行动者在当下的实践则无法持续进行；同理，若没有日常生活的每个当下与此刻实践的“用”不断积累，身心状态则不可能形成。二者是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
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关注人们的行动、感觉、思想与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是各自不同的由社会建构的，因而每个人的惯习都不一样。一方面，人们的行为方式受到所继承、遗传的性情倾向的制约，受制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是社会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的愿望相对自由地塑造自己的未来，是自由的行动者。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布尔迪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20NDJC167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