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洲，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亚洲占据了一半。自1995年以来，该地区有16个国家或地区向联合国提交了人口普查中的语言数据，约占亚洲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三分之一。开展语言普查的各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差异较大，但在语言普查工作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有特点，值得我国学界研究和借鉴。
调查行为具有历史惯性
亚洲开展语言普查的国家，主要位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苏联地区，源于其早期历史中的外来影响。以印度语言普查为例，最初是英国为了方便在该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而开展。英国政府任命专家于1894年起在印度推进名为“印度语言调查”（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的项目，历时三十余年最终完成，形成了总计11册、一万多页的语言报告。而阿塞拜疆等国家主要是在苏联时期为了解民族构成而开展语言普查，其调查项“母语”具有很强的民族指示作用。
这些国家将语言普查的做法延续下来，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语言普查具有较高的工具价值，能够揭示国家人口宏观图景及发展走向，对国家治理有较强的辅助作用。
调查内容服务国家需求
联合国建议在人口普查中可以重点关注本国四类语言数据即母语、常用语言、指定语言和主要语言。该研究涉及的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11个调查了母语使用情况，剩余5个则关注了公民家庭常用语言的使用状况。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尔、格鲁吉亚等都调查了母语使用情况，印尼、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还有多元社会的新加坡，则以“家庭语言”作为语言调查项。与此相配合，上述国家几乎都关注其公民国家官方语言或某一民族语言的水平，尽管各国对水平精确程度要求不一。有的国家如印度、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采用最直接的二分法，受访者只需回答会或不会、是或否；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则增加了具体描述，比如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读报或书写便条等。
亚洲各国对不同语言项的关注，显示其管理重点不同。在欧洲，母语的使用情况长期作为判断公民民族身份的重要指标，印度、格鲁吉亚等国调查母语项显示其对本国国民的语言构成比较关心，说明在这些国家民族结构对国内政治有重要影响。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调查家庭语言则显示政府对于公民语言认同及其在使用中的变迁特别关注，说明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程度较高。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普查被认为是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调查方法反映社会发展
语言普查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的“摸家底”工程，有的国家甚至因为财政困难推迟普查，因此各国均努力寻求低成本、高效率的调查方法。以较早开展人口普查的印度为例，20世纪80年代采用最传统的挨家挨户到访的调查法，印度动用各地共计125万人深入各户进行登记，普查所用的各类表格、卡片等纸质资料的印刷消耗近1000吨纸。2011年印度成功尝试了无纸化电子普查，普查员手持平板电脑，联网后实时输入普查数据；同时使用无人机和卫星定位系统来帮助普查人员精确规划统计区域，解决了印度城市贫民窟地区和冲突频发地区人群的调查难题。孟加拉国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普查技术经验报告中提到，1981年他们初次尝试了光学识别技术（OMR），2001年进一步使用了光字符识别技术（OCR），一台扫描仪每小时可以扫描5000份问卷。2011年孟加拉国在普查中大规模使用互联网技术，并通过网络将人口普查分析报告分享给民众。菲律宾国家统计局在总结其人口普查技术经验时，重点涉及了地图技术的创新：从1994年使用的地理信息技术工具（GIT），到2000年利用航拍照片实现全数字化地图，再到2007年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和接收器捕捉自然地标和人造地标的坐标。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使亚洲国家语言普查工作实现了部分或全面数字化，大大提高了普查的覆盖率和准确率。当然，人口普查工作的优化状况也折射出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飞速发展和进步的社会现实。
调查主体鼓励多方参与
亚洲国家的语言调查数据基本由各国的国家统计局负责牵头收集，同时语言远景和近景调查则邀请语言学家和各相关管理部门协助完成。印度早期的语言调查项目（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就是由语言学家乔治·格里尔森（George Grierson）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在其指导下由印度全国各地的官员完成。该调查在活动组织上依赖于英国专家的专业知识又充分利用印度的已有行政管理体系，极大节省了调查成本，从而使项目得以实施。菲律宾于1940年成立普查统计局，对其农商部、关税局、国立图书馆等部门力量进行统合，得以开展人口普查。缅甸2014年的普查工作则动用了全国近12万名教师临时担任普查员。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人口普查是一项成本极为高昂的活动，需要举全国之力调动相关资源才能完成。因此，难以有效解决投入和成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少国家开展语言普查。
亚洲国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亚洲国家与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关系密切。很多亚洲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调查周期和调查传统，其利弊得失可以为我国开展这一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自《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布实施起，国家语委就将“推动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列入国家人口普查和其他相关调查统计”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一是将语言调查纳入人口普查，获得中国语言状况全貌。近年来，中国语言规划逐渐转向语言资源观视角下的研究和管理思路，将境内公民所使用的每一种语言都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但囿于数据缺乏的现状，无法展开精细化的语言分类保护和开发利用，亟须通过语言普查破解这一困局。二是组织专家团队开发适用于我国需求的普查问卷。普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能够反映社会现实，而问卷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社会现实。要设计出能够精准服务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问卷，需要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反复的实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提前谋划。三是充分利用科技发展成果开发先进调查技术。亚洲各国普查技术的应用迭代较好地降低了普查成本，提高了调查精度，我国也应及早委托有能力的单位开发生产相关软硬件产品。四是制定综合性调查方案，明确各方职责。语言普查需要中央和地方各主管部门的协调，涉及经费保障、人员调拨、标准制定、项目执行、监督管理等诸多环节，是一个跨部门、跨地域、历时长的浩大工程，需要制定系统的综合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17CYY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