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是古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对理解古代宗教、伦理、刑法乃至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近代以来的学者如徐旭生、张光直、陈来等都对这一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但由于问题意识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绝地天通”的解读亦有所不同。大致而言，以上三位学者分别提出了宗教改革说（徐旭生）、权力垄断说（张光直）、巫师专业化说（陈来）的不同诠释进路，在文献解读与思想阐发上均有所获，不仅厘清了“绝地天通”中含混不清的问题，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以上三种诠释进路作出考察、分析，总结其得与失，并通过“绝地天通”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文明道路作出分析、探讨。
根据陈来教授的研究，古代宗教的第一阶段是“民神杂糅”，而非传统所记载的“民神不杂”。这一阶段的情况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下》）据韦昭注，“方物”是指不能对民神作出区分、分别，“夫人”指人人。 “夫人作享”是说家族成员都可以参与到家族的祭祀活动中。“家为巫史”的“为”当训为有。是说家族内部已经有了专门的巫，执行祭神活动。以往学者将该句理解为人人都作巫，家家都作巫，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古代宗教的一般情况。其实这里的“家”并非后世的小家庭，而是父权家族。所谓父权家族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组织，它是早期氏族组织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一般由父家长与若干代子女组成，成年子女虽然可以组成家庭，成为小家长，但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权，父家长利用对家族经济活动的管理垄断了家族的财产。为了维护对家族的统治，他们竭力压制小家长的“个性”。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族财产集中在父家长手里，虽然也出现了私有制——父家长私有制，但不同于个体私有制，它不仅没有瓦解父权家族，反而强化了父家长的统治。由于父家长占有了家族财产，在家族内部取得了支配一切的权力，父家长不仅拥有对家族财产的绝对所有权，还拥有司法审判权以及宗教祭祀权。故“民神杂糅”实际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家族阶段的宗教情况，其特点是人神相通，人人都可以参与享神，家家都有巫史。由于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负责祭祀的是父家长，参与祭祀的主要限于家族成员。这种早期巫教虽然对整合家族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特别是随着家族的不断繁衍、分化，在家族的基础上形成更高一级的宗族，在宗族的基础上又形成更高一级的氏族，以及超越氏族和宗族之上的部落联盟时，其局限性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主要表现是“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由于神人的界限不够明确，不同氏族的神也没有隶属关系，故影响范围有限，无法促进社会的分层，树立政治权威，形成政治共同体。
于是到颛顼主政时，“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超越宗族、氏族之上的天神，作为更高的精神信仰。二是“绝地天通”，禁止与天神任意交通，设立专门的巫觋——重，垄断了祭祀天神的特权。三是在专业巫觋之外，设立管理民事的官员——黎。经颛顼的改革后，早期巫教被以天为至上神的信仰所代替，古代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绝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绝人与天的交通，而是将交通的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天也不再是各个氏族信奉的祖先神，而是更高的神灵，是超越地域性的至上神。各个家族祭祀祖先神的传统虽然仍然保留，但祭天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由于古代社会宗教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垄断了通天权也就垄断了世俗的统治权。原来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现在则有更高的至上神——天，而信奉天的权威自然也就要臣服于垄断了通天权的部族首领，故颛顼的改革实际是为部族国家提供了宗教信仰。“绝地天通”可能最早发生在颛顼所属的华夏部落联盟，后又扩展到东夷部落联盟和苗蛮部落联盟。前者即《国语?楚语下》所记，后者则见于《尚书?吕刑》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
“绝地天通”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此时已进入父权家族阶段，故对于“绝地天通”需要结合父权家族来理解。所谓“民神杂糅”并不是指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家族成员虽然均可参与祭祀，但祭祀权实际是掌握在父家长手中的。古代社会是以家族而不是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人人都为巫的情况。学者多强调，中国古代宗教是一种类似萨满的巫教，其特点是通过巫觋与神或天进行沟通。由于父权家族阶段已出现了祖先神，故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巫是在这一信仰下活动的。从这一点看，巫师专业化说虽然有一定根据，但显然不足以揭示“绝地天通”的真正内涵。称“绝地天通”为宗教改革当然可以成立，但也需要注意，这种宗教改革实际是将民众排除在外，没有为民众提供超越的精神信仰，而是为王权的兴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据。因此，宗教改革说恐怕要与权力垄断说需要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对“绝地天通”作出全面、合理的说明。张光直认为，古代中国宗教与政治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掌握了通天权也就掌握了统治权，反之亦然。故“绝地天通”既是宗教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是通过宗教达到对权力的垄断。张先生是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将其均视为通过神权与暴力的垄断以实现财富积聚类型，这样无形中就夸大了“绝地天通”对后世的影响，而无视三代内部宗教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史意义。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不过王先生虽然作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的正确判断，但他解释周之所以有德的原因却并不准确。王先生认为，周人之所以有德，在于其立嫡之制，由立嫡之制而有宗法及丧服之制，进而有分封之制，有君臣之制等等，最后“纳上下于道德”，“成一道德之团体”。但王先生的这一推论并不成立，他推崇立嫡之制，并以此来解释殷周之变，不仅未得其解，反而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其实，殷周之变并非宗法制的确立和完善，而首先是一场宗教的变革，是周人天命信仰对殷人上帝信仰的克服和取代，其根本精神则是“德”的自觉和“民”的发现。从宗法制来看，周较之殷固然有所发展，但这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况且殷周宗法制的异同，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待进一步讨论。从宗教信仰来看，殷周之变则根本性的变革，是“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正如学者所言，“新的宗教观是西周文明的普照之光，失去这道光，我们将无由窥见西周文明的全体大用，无法对于西周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做出深入的说明”（赵法生：《殷周之际的宗教变革与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3期）。对于殷周之变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说“绝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是对神权的垄断，为王权的兴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据，而将民众排除在外，那么周初的宗教变革则是一场“革命”，是“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是在神权的形式下绽放出理性的灼灼光芒，并为此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力，以至于孔子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主导并完成周初宗教变革的是文王、武王尤其是周公，其基本精神则有三：一是塑造了超越各民族之上具有伦理内涵、代表人间正义、关心民众疾苦的至上神——天；二是强化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的观念，而以敬德、保民为获得天命的条件；三是因此之故，突出了民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绝地天通”的事件显示，中国古代文明走了一条垄断宗教与暴力的路径，但这一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却绝不仅仅是依靠排他性的宗教与暴力，而是不断有新的宗教、思想因素的注入。这些因素显然已经突破了“绝地天通”的范畴，是其所无法概括和包含的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