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又称“世外桃源”，是汉文学史上历久弥新、家喻户晓的经典性文化符号。汉文学对桃花源的表述根植于先秦，孕于汉魏，生于晋，兴于唐，盛于宋明，辑佚成典于清，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桃花源形象史。在古典想象的基础上，今人通过园林景观、戏剧、影视、游戏等艺术形式，实现桃花源形象的重塑与文化再生产。可以说，古典“中国梦”就是历代文士通过诗、赋、记、志、图、碑等文艺载体塑造出虚构性、憧憬性、异域性的“千古文人桃源梦”。
哲学观与记体文：“世外桃源”的创生
先秦哲学是“世外桃源”的精神之源。作为超越性、憧憬性文化存在，“世外桃源”根植于先秦哲学中“曾点气象”“无何有之乡”等超越性哲学。老子所构想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一个百姓不被役使、子民安居乐业、国家和平共处、社会讲信修睦的理想国度。孔子及其弟子所构想的“曾点气象”“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一种超越物质生存、超越功利事用、直透本心本体的生命情调和生活方式。庄子所构想的“无何有之乡……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虽是渺茫而虚幻的梦境，但使人能在其中获得适性逍遥的超越境界。先秦哲人所建构的超越性生存方式，采用思辨式、审美化、抒情性语言表述，属于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梦，令人追慕不已。直至晋陶渊明赋“世外桃源”于“武陵”，具象化表述渔人溪行、桃源奇遇、重寻迷津三段故事，所叙之人是深处边缘之地的“武陵人”“避秦人”，陶氏以强烈的底层意识和人文情怀，构想了让中国文人念兹在兹、孜孜以求的千年“桃源梦”。
明文徵明《桃源问津图》局部 资料图片
魏晋南北朝“地记”是“世外桃源”的文体范式。“桃花源”典出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这种侧重景物描写、记述奇闻轶事，兼具地学与文学的文体，源于汉魏六朝“地记”传统。“地记”是记述某地疆域、山川、风俗、物产、人物等情况的著作。南朝方志学家任昉整理的地记达到244种、252卷，可见魏晋南朝时期的地记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汉末魏晋政治动荡，经济、文化重心有所下移，地记的演变轨迹呈现出由皇权中心向边缘地带移动的趋势，构成一个从功利目的向审美超越的转换，显示文学创作与时代图景之间的深邃联结。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记录武陵郡山脉、水流以及所居人口等，“武陵”一词作为行政地理区划而存在。西晋湘人罗含撰写《湘中记》，其笔下的衡山、湘水、天台山已成为审美化对象；东晋郭璞注释的《山海经》是一部记述古代山川异物、神话传说的书；从陶渊明所撰《读〈山海经〉十三首》可知陶氏对地记的接受。年代较陶渊明稍晚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在《水经注》中并未出现有关“桃花源”的表述，但较全面地梳理出武陵郡山水资源禀赋，其中水资源包括“无水”“白璧湾”“脩溪”等27条；山脉资源包括“绿萝山”“平山”“枉人山”等20座。南齐黄闵和梁伍安贫分别撰《武陵记》，两位武陵人皆利用《桃花源记》的影响，撰写地记以资宣扬己地之山水人文。
从文学意象到实体景观：“世内桃源”的建构
自“晋太元中”（约为387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共计234年间，“桃花源”仅作为文学意象存在，是一个虚构性、憧憬性、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直至唐代，“朗州”竟出现与“世外桃源”相对位的桃花源实体景观，朗州一跃成为桃花源原型地，何也？一是唐时“朗州”是史上“武陵”地区自然与人文地理的沿革之地，其地在唐时大兴水利，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具备建构桃花源原型地的地理条件与地利优势；二是唐代历任统治者礼遇隐逸的风尚为陶渊明思想的群体性接受提供政治基础，作为陶氏人格化象征的桃花源获得唐人，特别是中晚唐文人较为广泛的认同；三是唐朝保护与开发“灵山仙迹”的诏令为刘禹锡等“朗州”官员建构桃花源景观提供政策与权力支撑。在多股力量推动下，“朗州”得以在唐时催生融实体性、景观性、公共园林为一体的桃花源景观。该原型地的建成又引发唐代文人群体的“游历热”与诗画“创作热”，进而确认“朗州”桃花源的原型地位并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
宋代大力营造桃花源人工景观。据记载，宋政和元年（1111），桃花源景观建有万年殿、楼阁，斋竂、厨库、廊庑、方丈，楹（堂屋前的柱子）数达1330根，1112年御赐“桃川万寿宫”额；1241年增创武当行宫。据统计，宋金时期有苏轼、王安石、梅尧臣、朱熹等27位文人创作的32首诗文，诗题中反复出现“桃源”“桃花源”“桃源图”等关键词以及“行”“过”等表示游历的关键词。相比唐代，宋代文人开启桃花源景观入画的潮流，更加强了桃花源景观的经典化，客观上巩固了桃花源景观的位置。成书于南宋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记载，宋代桃花源出现集称性景观“桃源八景”（桃川仙境、白马雪涛、绿萝晴昼等）。宋乾德（963—968）中析置桃源县，以其地桃花源而名，一直沿用至今。
因元末遭到“兵燹”，明代遂多次重建桃花源的人工景观。明代以桃花源为题材，用于记事、记物、写景的叙事类文章达到54篇，除了记载“桃源洞”等核心景观外，还开掘出“灵崖”“白马渡”“龙角山”等新景点，再次系统梳理和极大拓展了桃花源的自然与人工景观。据《明万历桃源县志》记载，明代的桃花源景观已有“内八景”（桃花溪、遇仙桥、秦人洞等）、“外八景”（桃川仙隐、白马雪涛、梅溪烟雨等）。清人则继续顺承前朝营造桃花源景观的做法，一是对前人营造人工景观的修废举坠，例如“重修桃川宫”“募修桃川古殿”等。二是围绕桃花源景观开展群体性游历活动。据统计，清人乾隆、罗人宗、释一休等163人撰写诗文281篇，诗题中反复出现“桃花源”“桃源”“桃源洞”等景观，其中“和韵”的诗文就有9篇，更能体现诗人对桃花源景观的群体性认同。相比前人，清人塑造桃花源景观有其突出特点。一是最高统治者进入桃花源景观的塑造，清乾隆题写《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等诗文，无疑是对建构桃花源景观提供更强的话语力量。二是清人对桃花源系列景点的考辨。例如《桃源洞天志》《避秦辨》《沅南辨》等作品问世，这是清人对桃花源的自然、人文景观的系统性总结，更加确证了桃花源的影响力。
由“排他”到“共赢”：桃花源原型地争鸣
桃花源形象在当今全域旅游与景观叙事中再次复兴。截至2022年5月，全国有湖南常德桃花源、重庆酉阳桃花源、河北盘山桃花源、安徽黟县等36地争做“桃花源”原型地，另有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被誉为日本“桃花源”的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韩国江原道宁越郡“武陵桃源面”（“面”相当于中国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乡”）等，形成蔚为壮观的“位置争鸣”。关于桃花源原型地的学术争鸣首推影响广泛的“陈唐之争”，即陈寅恪先生提出桃花源原型地的“弘农说”“上洛说”；唐长孺先生提出南方“武陵蛮”说，另有学者提出“安徽黟县说”“贵州铜仁说”“庐山说”“湖南安化说”等。
上述常德与酉阳等36处桃花源原型地虽然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却是其来有自，均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以及千古文人诗文叠床架屋“层累”所成的景观地貌、风土人情、故事内核、精神底蕴为蓝本，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针对桃花源位置争鸣的话语问题，实际上应破除“排他性”话语叙事，主张合作性倡议，构建桃花源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桃花源景观主体都能挖掘自身文脉，不囿于原型位置，而是开拓有历史深度、人文温度、风物观赏度的独特性，才能成为文化旅游接受者青睐的对象。常德桃花源可讲述唐代刘禹锡等人建构桃花源景观的故事；河北盘山桃花源可讲述东汉田畴隐居盘山，躬耕奉养父母的故事；湖北竹山桃花源可讲述唐人阴隐客误入世外“梯仙国”的故事；酉阳桃花源可宣传“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的广告语……如此，每一个桃花源都能实现差异化表达，多元话语构成复调呼应。36个桃花源主体相互之间不再是互不兼容的反对者，而是一道解决桃花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家族共同体”，让每一个桃花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使得“千古文人桃源梦”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文学中桃花源形象的塑造与现代建构研究”负责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美育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