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非洲文学正在全球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把眼光投向非洲这片古老又新生的土地。伴随着这一潮流而来的，是非洲女作家群体的崛起。本文将非洲现代女性文学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试图考察在特定历史时期，女作家写作中出现的各种主题和叙述模式。尽管在数量和声望上无法与同代男性作家相比，但非洲女作家刻画了一大批与男性同行笔下人物完全不同的女性角色，为我们理解非洲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边缘”女作家：身份和自我定义
自20世纪30年代非洲文学进入现代化阶段以来，非洲文学批评界逐渐形成了由男性主导的文学传统：排斥或忽略女作家的存在。以杰拉尔德·摩尔（Gerald Moore）出版于1962年的经典文学批评著作《七位非洲作家》（Seven African Writers）为例，入选作家无一人为女性；近20年后的1980年，该书扩充版出版，名字变成《十二位非洲作家》（Twelve African Writers），依然无女作家入选。非洲女作家“在本领域各种重复性的选集中，在围绕男性的研究中，显得默默无闻，极少被人讨论，也很少有她们的一席之地”（转引自《非洲文学批评史稿》下册，泰居莫拉·奥拉尼央、阿托·奎森主编，姚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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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第一部由非洲女作家用英语创作的长篇小说——肯尼亚女作家格蕾丝·欧格特（Grace Ogot，1930—2015）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由东非出版公司出版；同年，尼日利亚女作家弗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1931—1993）的英语长篇小说《埃弗茹》（Efuru）由非洲出版公司出版，该小说系海尼曼“非洲作家系列”丛书中第一部由女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两个“第一”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非洲现代女性作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以欧格特、恩瓦帕为代表，之前并没有获得足够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得到认可的这批女作家，被认为是非洲女性写作的塑造者。她们的作品引入了许多与女性经历有关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是极度缺乏的。她们从女性的角度介绍了非洲的传统和文化，展示了非洲女性如何冒着成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受害者的风险，通过超越规定的性别角色来争取自我定义的艰难过程。
被誉为“肯尼亚文学之母” 的欧格特，在其代表作《应许之地》中，揭露了男性文学传统中性别歧视的偏见，批判了殖民主义和本土父权制，为女性主体创造了空间。小说的主人公尼亚波尔是一位新娘，从以女性为中心的家乡的村庄，嫁到一个以丈夫为中心的陌生环境，经历了异化、错位和流离失所。婚姻剥夺了她的自主权——单身女人尚且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已婚妇女只是丈夫意志的工具，她只能通过灵活服从丈夫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尼亚波尔虽然在某些方面符合“传统妻子”的规范，但同时她也挣脱了传统，在与丈夫的博弈中，运用自己的智慧，赢取了更广阔的自我生存空间。
恩瓦帕意识到神话信仰对女性生存的影响，在小说中使用西非伊格博人的口述传统来创造故事。在《埃弗茹》中，她展示了传统规范如何限制女性的自由选择以及女性如何自我定义：女主人公埃弗茹因无法生育而面临耻辱的命运。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母亲被认为是女性的本质，无法生孩子的女人是没有价值的。但埃弗茹决定以其他方式定义自己。当婚姻破裂时，她离开丈夫，成为巫马丽公主——一位拯救人类的女祭司。在恩瓦帕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这种理念。母亲、精明的女酋长和女祭司是日常生活般的存在，这是她重新定义的非洲女性的主体。在《伊杜》（Idu，1970）中，女主人公伊杜失去丈夫后，并没有顺从传统嫁给丈夫的兄弟，而是选择了死亡；同样，《一个就够了》（One is Enough，1995）中的阿玛卡也拒绝了婚姻和母亲的身份，哪怕沦入风尘，也要为找到自己独立而充实的生活而奋斗。正是通过写作和塑造全新的女性角色，这位锐意进取的非洲女作家表明了一种独特的非洲女性的个性和态度。
加纳的阿玛·阿塔·艾朵（Ama Ata Aidoo）也属于第一代女作家，尽管其作品在后来才获得关注。与同代女作家相似，艾朵在作品中没有公开呼吁推翻父权制，但同样叙述了女性在重男轻女社会中的经历和遭遇，描写了在这种传统体系中的生存策略，以及除了婚姻和生育之外自我定义的途径。在艾朵最重要的小说《变化：一个爱情故事》（Changes： A Love Story，1993）中，女主人公拥有研究生学历，并从事数据分析工作，是一位完全现代的非洲女性。她在忍受了一次婚内强奸后决定与丈夫离婚。然而，最终她却选择进入一夫多妻的家庭，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让她不受婚姻责任的干扰，给她带来自由。作品展示了非洲女性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游走的困境，因而获得了当年的英联邦作家奖。
进入视野：
用非洲式女性主义挑战父权制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后期，非洲女作家的写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女性写作真正进入了自己的领域并被接受，女作家的作品开始被学界所承认，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之中。
尼日利亚伊博族作家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是第二代非洲女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涉及母性、婚姻和家庭的主题，探讨女性在非洲社会中的艰难和不平等地位，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内在的女性主义色彩。在非洲社会，母亲和婚姻是女性身份的重要标志，埃梅切塔并不拒绝这两种身份，但对将母亲与女性身份相提并论提出质疑。例如，在《新娘的代价》（The Bride Price，1976）中，阿库娜在婚姻中很幸福，格温德林也并不怨恨自己的母亲身份，婚姻和母亲都是她们的选择，因此并不影响她们个人的女性身份。在《为母之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1979）中，女性的存在是以生育孩子的能力为标准的，特别是生育男孩。女主人公恩古·伊歌甚至说，“除了母亲，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其他角色”。生孩子的能力巩固了她的女性身份和作为社会生产者的地位。然而，即使生了八个孩子，她却依旧生活在赤贫之中，最终孤独地死在路边。埃梅切塔在这里质疑的是，父权制将女性的身份与母亲的身份捆绑在一起，这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为她们必须履行这样的性别角色才能被社会所接受。
埃梅切塔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传统父权制丑陋的一面，而且还展示了女性该如何从这种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中振作起来、挣脱出来。她认为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教育，相信教育在改变女性的社会生活方面有巨大力量。例如，《沟渠之内》（In the Ditch，1973）和《二等公民》（Second-Class Citizen，1974）这两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分别描述了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贫穷非洲女性渴望经济上的独立和权利，并最终通过学习和写作获得成功的故事——不仅仅是揭示现状，而且还试图通过创造强大的女性角色来质疑和批判那些压制她们的社会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写作也成为埃梅切塔摆脱婚姻虐待、取得经济独立和自由的途径。
另一位与埃梅切塔有相同女性主义情怀的，是用法语写作的塞内加尔作家玛丽亚玛·芭（Mariama Ba，1929—1981）。芭自己也经历了许多妇女面临的偏见：与传统的祖父母争夺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与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离婚后，她被留在家里照顾九个孩子。她将对界定其生活的父权制结构的愤怒、对塞内加尔社会中伊斯兰习俗对女性的禁锢，宣泄在其半自传体书信体小说《一封长信》（1979）中。作品讲述了两个经历了宗教和父权文化压迫的女性朋友艾莎图和拉马图拉耶之间的友谊。艾莎图离开了她的丈夫，留下一封挑衅的信；与此相反，拉马图拉耶采取了传统非洲妻子的姿态，顺从了丈夫娶第二个妻子，尽管如此，丈夫还是抛弃了她和孩子，拉马图拉耶深受打击，但从艾莎图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另一位有着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埃及作家萨达维（Nawal el Saadawi，1931—2021）在其小说《零点的女人》（Woman at Point Zero，1977）中，也探讨了女性被征服、被奴役的问题，特别是婚姻制度和女性割礼对她们的捆绑和束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也书写女性议题、维护女性权益，但很多非洲女作家并不认同西方女性主义的术语和目标，也拒绝被认定为女性主义作家。在她们看来，女性主义是一种西方意识形态，由欧洲殖民者带到非洲并强加给非洲人民。她们更愿意认同的是适应非洲社会文化的女性主义——“协商女性主义”，即通过一定的协商和妥协来对父权制进行挑战，这也成为非洲女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最常使用的策略。
除了批判限制女性在社会中被赋权的意识形态外，还有一些作家关注政治问题。从地域差别来看，西非和东非的女作家，更多地关注人们对阻碍女性自由和赋权的传统父权制的反抗，而南非的女作家更关注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女性的政治压迫。南非作家贝西·黑德（Bessie Head，1937—1986）在《权力的问题》（A Question of Power，1974）中，记载了个人对压迫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种族隔离——的心理斗争，揭示了对南非女性的多重压迫；津巴布韦作家伊冯·薇拉（Yvonne Vera，1964—2005）则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角色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如《内汉达》（Nehanda，1993）、《无名之辈》（Without a Name，1994）、《舌头之下》（Under the Tongue，1996）、《蝴蝶燃烧》（Butterfly Burning，1998）等，将国家的殖民历史和女性的奋斗联系起来，刻画了摆脱母亲身份和家庭的女性在民族解放和重建中的光辉英雄形象。
与第一代女作家不同，第二代女作家更加积极和明确地处理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积极推动女性在非洲社会地位的提升。她们用自己的写作来对抗社会的弊端，并引发性别平等的对话。少数作家甚至超越了性别问题，把写作的焦点放在政治问题及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女性生存状况等问题上。
走向世界：移民和流散写作
21世纪出现的第三代女作家，诸如尼日利亚的奇马曼达·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奇卡·乌尼格温（Chika Unigwe），津巴布韦的诺维莱·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等，代表了非洲女作家的年青一代，与前辈们不同，她们的主题重点是移民和流散。
由于非洲大陆的机会不多，不少人把西方国家作为他们获得更好生活的希望，跨国移民使许多非洲人生活在欧美各大都市，因此，第三代非洲女作家正在超越非洲大陆的范围，而致力于叙述非洲人在全球空间中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包括移民、种族差异、身份重构和文化适应等诸多问题。例如，阿迪奇的《美国佬》（Americanah，2013）和布拉瓦约的《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2013）这两部小说涉及了后殖民制度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制度，许多绝望的非洲人逃向西方，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伊费梅杜和达尔林就摆脱了非洲民族国家的贫困和有限的机会，来到美国寻求更好的发展，但也不得不面对跨国生活的种族和身份问题。为了寻求文化包容和归属感，非洲移民必须不断体验和克服这种流离失所和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感觉。《我们需要新名字》揭示了第一代老年非洲移民如何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痛苦。小说中的人物之一寇周叔叔，作为文化异化的主体，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经历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
第三代女作家没有明确处理与性别有关的主题，在她们的作品中，生育、母性和婚姻等符合性别规范的角色并不突出。即使在讨论婚姻的时候，比如在《我们需要新名字》中，女性角色福斯塔拉姨妈也并不遵守严格的传统性别角色，比如做饭、满足丈夫的需要等。她们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更加独立，可以自由定义自我的个性和追求自我的实现。布拉瓦约和阿迪奇这两位作家自身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即表明，非洲女性可以成为她们生活的成功推动者，而不必须遵守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和秩序。
另一些作家则探讨了性的复杂性，如旅美塞拉利昂作家汉娜·科里（Hannah Khoury）在《如此美丽的非洲人》（So Pretty an African，2003）中使用女性性行为来强调塞拉利昂的女性移民对父权制的清醒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如何决定女性的经济独立。一方面，这种意识决定了她的行为和行动，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她的焦虑和脆弱。女性的性行为是生命的力量，但也反映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压迫。同样，乌尼格温在《黑人姐妹街》（On Black Sisters’ Street，2011，获尼日利亚文学奖）中也抓住了女性身体的脆弱性，她记录了四个非洲女性的卖淫生活。她们为了寻找更好的未来而移民到了比利时，每个人物都经历了创伤性的童年，卖淫是自愿自主的选择，为的是获得更好的经济机会。然而，当其中的一个女孩茜茜被谋杀时，她们美好生活的梦想被打破，成了一场噩梦。由于写作上的杰出成就，乌尼格温于2016年被美国布朗大学聘为创意写作邦德曼教席助理教授，并于2017年担任曼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
从第一至第三代非洲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非洲女性作家是非洲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她们以写作为平台，冷峻客观地审视受婚姻及母亲身份桎梏的女性个人身份和自我定义，并尝试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多种路径；她们毫不避讳地谴责和抨击非洲社会压制女性发展的各种传统习俗和父权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民族问题；她们积极主动地书写着后殖民时代非洲流散者的经历和处境，从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描绘非洲女性的未来。
（本文系中国非洲研究院2021年度中非合作研究课题“中国文学在非洲和非洲文学在中国”（CAI-J2021-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世界文学》杂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