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12日，“新世纪外国文学：理论与阐释”高层论坛在线举行。与会学者深入考察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与趋势，进一步审视新世纪外国文学不同创作流派的衍变及其内涵、形态与特征，揭示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范式、新趋势。
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思潮纷涌，场景切换之快令人炫目。“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发展必然依赖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看来，文学发展的“变数”规律，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比如文学形态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叙述范式从外部转向内心，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文学人物活动空间从宏阔走向狭窄，文学表现载体从“大我”到“小我”。而那些被普遍称之为现代经典的作品往往蕴含文学最原始、最鲜明的基因。云卷云舒、潮起潮落的各种反本质主义思潮，改变不了文学常数的相对稳定性。适当回归常数，探寻和拥抱常数，对于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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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外国文学绚丽多姿，展现了多样化的文学世界。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表示，对新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既要不断关注新文本、新语境，更应注重从历史进程中观照和把握文学的发展，做到历史深度与审美判断的统一。在杨金才看来，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具有诸多需要探讨的议题，选题丰富多彩，需要跨界研究，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多学科的融合，促进学界对专业学术性和文学性进行新的思考和理解。
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不应脱离对文学思潮的整体把握。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蒋承勇注意到，学界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研究，往往忽视其与19世纪文学思潮的历史关联。现代文学史研究应“重返19世纪”，立足于反思性、超越性和系统性，对诸多文学思潮作全方位扫描，比较辨析它们间的纵向关系、横向关联，以及它们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发表《作者之死》一文，用“作者已死”消解作者对于文学的作用。2002年，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进一步提出“文学之死”的极端论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聂珍钊认为，这些观点是对文学创作危机、文学观念危机、文学理论危机的预警，要应对文学危机，需要文学理论的创新。当前，重构文学基础理论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新的观点。科学的飞速发展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创新路径，从科学原理探讨和技术分析出发，建构新的跨学科文学理论架构，显得尤其重要。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表征生活的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甚至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彭青龙提出，数字人文的兴起表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研究已经跨入新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学研究和数字人文研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齐头并进，其对立统一的关系将有利于理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本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建军认为，创建适应智能时代需要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必须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文学是反映、认识生活的方式之一。在智能时代，文学应突出其对智能时代生活的情感与智慧的独特认识方式。
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一系列新发展态势引人瞩目。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张帆认为，新世纪德语文学正在由峻急宏大的现实主义，向温和的“小叙事”蜕变，一种与后现代解构叙事、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相映成趣的新现实主义“小叙事”勃然兴起，一改传统德语文学晦涩艰深的哲理思辨，肩负起了将德语文学再次推向世界的重任。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注意到，英语文学在创作思想与创作主题等方面，已呈现出明显的“后现实主义”特征，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特征，又创新了后现代的思想理论与创作方法，饱含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
谈到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话语建构现状，杨金才认为，立足当下中国现实语境，从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视角，采用异文化观照方法，切入外国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与话语建构。对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并有机融入中国元素，有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学术文化。
论坛由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
本报记者 张清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