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是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圣像”，1648年成为现代国际关系起源的划时代基准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数代国际关系思想家的演绎，“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构成了一个多“面相”的话语体系。这些“面相”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威斯特伐利亚转喻”“后威斯特伐利亚”“网络威斯特伐利亚”等。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每种“面相”既相互联系又彼此迥异。“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一方面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进行了曲解附会，遮蔽了历史本真；另一方面折射出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等级体系，确立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学术界的话语“霸权”。如何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议程。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通常认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欧洲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一方是“普世主义者”——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他们忠于罗马教会，主张自己和教皇有权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另一方是“特殊主义者”，包括丹麦、荷兰、法国、瑞典以及德意志诸侯，这些行为体拒绝帝国专制和教皇权威，要求维护所有国家完全独立的权利。这一观点有些似是而非，虽然道出了“三十年战争”的轮廓，却忽略了历史细节，进而又陷入过度诠释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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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要是指1648年10月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达成的两个条约，加上1648年1月西班牙与荷兰在明斯特达成的条约。1648年1月的《明斯特和约》结束了所谓的西荷“八十年战争”，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1648年10月的《明斯特和约》中的关键条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阿尔萨斯割让给了法国，法国被排斥在帝国之外。《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的签约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等，条约主要涉及帝国选帝侯、领土和瑞典在帝国中的地位等问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直接后果是解决了“三十年战争”中上述几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而另一些问题直至《比利牛斯条约》（1659）、《里斯维克和约》（1697）和《乌得勒支条约》（1713）才得以解决。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并不存在后世国际关系学家所宣称的国家主权的胜利、国家共同体的建立、集体安全的肇始等具体条款。换言之，当时的欧洲并不存在以世俗化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建构
“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漫长的岁月淬炼而成。简言之，西方思想家的过度诠释提供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思想源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强化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知识形式。
“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代表性的思想家包括普芬道夫、埃特扎马、圣皮埃尔和卢梭。德国的普芬道夫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新教的宗教主权和界定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荷兰的埃特扎马强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所有荷兰人最基本和普遍适用的国家主权；法国的圣皮埃尔在1713年的《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中，敦促建立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统一的欧洲体系；法国的卢梭在《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实现持久和平》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威斯特伐利亚时刻”提升为“国际体系的基础”的神话地位。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们进一步丰富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内涵。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作国际法的经典，主权国家开始组建一个“伟大的家庭”。国际法学家约翰·韦斯特莱克、阿莫斯·赫尔希、弗雷德里克·舍伍德·邓恩等人，均赞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秩序工具，并将其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美国政治家伊莱休·鲁特、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以及美国外交官大卫·杰恩·希尔也持有相似观点。上述思想家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理解可以概述为三个方面：和约是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源泉；和约标志着国家主权的起源；和约是国际联盟的先驱。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进行了过度诠释，其原因受制于个人学术取向、时代背景以及各种政治诉求。
1919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正式确立，“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开始“登堂入室”。在国际关系学各种流派的文献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经过概念化，被改造为“国际体系”概念，成为一种学术理论研究框架。西方学者在使用“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时，一般分为两层含义。一是用来描述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强调领土国家的存在和均势格局；二是指“威斯特伐利亚”代表一系列的规范学说，即学者在论述时聚焦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等。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曾列举了“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的作用，“基于自治和领土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提供了一个简洁、醒目和凝练的形象。它左右了决策者的头脑。这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分析假设。两者都假定，国家可以被视为自治、一致性的及理性的行为者。这是各种社会学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经验现实。此外，这也是观察家们的一个基准”。在“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知识化和理论化的过程中，“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开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脱离了历史背景。至此，国际关系学为“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筑造了名正言顺的栖息地，“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知识形式和概念上的连贯性。
反思、批判与超越
反思是批判的前提。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学术界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回溯历史，厘清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并无关联，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与历史事实存在着认知张力。其次，检讨理论，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在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了修正，彰显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在理论层面存在已久的内在张力。最后，正视现实，对“威斯特伐利亚”的阐释功能进行了丰富拓展，凸显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时代张力。上述三种张力未能从根本上消弭的原因在于：历史研究常常忽视重要历史事件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意义；国际关系学常常陷入非历史主义的泥淖；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和“联姻”。这些张力昭示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三大缺陷：一是“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把异质的、复杂的历时性抽象为同质的、简单的同时性；二是“威斯特伐利亚”概念上的语义不清，滞碍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思考和阐释功能；三是“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塑造的认知方式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现象。“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塑造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叙事模式，反过来，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和人类实践亦应修正其所带来的种种谬误和局限。
批判是超越的基础。首先，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进行话语批判。话语既具有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也具有外在性、有限性和排他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扩散的知识形式。因此，“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必然会反映出某种权力关系。其次，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进行时间观的批判。“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源自进化的时间观，制造了同质的、略显空洞且貌似不证自明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扭曲国际关系史的本来面貌。最后，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进行现代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已变成一项西方现代性标准，甚至是一项“文明标准”。然而，现代性不等于西方。西方现代性只是其他文明的一种重要参照而已。“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并非塑造现代国际关系历史演变的唯一因素，它遮蔽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对多元性、多样性的压制。在全球化时代，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宏大叙事的根基，为超越这一神话提供了契机。
超越是反思和批判的综合。首先，“还原”话语。将“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从一般性话语“还原”为差异性话语。差异性话语强调那些过去的特殊的、身份形成的事件以及这个群体未来的可能性，而一般性话语则强调现在以及作为现在延续的未来。其次，回归深层时间和深层历史。这意味着需要扩展历史性范畴，即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的和目的论的。再次，建构超越性学术资源。非西方学术界应该奉献出有竞争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叙事，借此来祛除“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在内在思维方式和外在知识生产甚至政治行为的影响。最后，重构全球知识体系。全球知识界应该反思并重构西方知识体系和诸文明的地方性知识，在理性沟通、对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叠加的、全球性的新知识体系。最后，解放思维方式。当“威斯特伐利亚”神话褪去曾经拥有、现在仍在拥有的光环时，非西方知识界就会获得认知国际关系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的广袤心理空间和知识空间。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