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17世纪初开始，俄国多次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华。自1715年至1864年，俄国涌现出了以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又名“王西里”）、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为代表的许多优秀汉学家，这些汉学家及其作品共同推动了19世纪时中华文化在俄国的传播。
儒家和史学典籍受重视
【资料图】
18世纪初，受当时西欧盛行的“中国热”影响，俄国的彼得一世开始关注中华文化，后来的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提倡学习中华文化，建造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促使汉学在俄国得以真正萌芽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俄国的传播。
当时，许多俄国汉学家参与了中文典籍的俄译工作。1750年前后，在其老师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的指导下，雅科夫·沃尔科夫最先将《四书》译成了俄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译本没有获得出版。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大学》和《中庸》先后于1780年和1784年出版，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在俄国面市。
在这一时期的儒家经典俄译本中，比丘林的翻译稿影响最大，他不仅翻译了《四书》的内容，还翻译了朱熹为《四书》作的全部注释。但比丘林的《四书》翻译稿最终只有《大学》和《中庸》的译本于182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其对于《论语》和《孟子》的翻译稿未能出版。比丘林还翻译了《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西藏志》等诸多文献。此外，他的三卷本《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中有许多内容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主要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隋书》等。比丘林对《史记》等中国史学典籍的翻译和引用，在推动其他俄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868年，瓦西里耶夫选译了《论语》，并将其收入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二卷》。瓦西里耶夫当时担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一职，在他的推动下，《论语》成为当时俄国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汉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至此，《论语》开始在俄国学界广泛传播。瓦西里耶夫还撰写了《东方宗教：儒、释、道》一书，综合考察并介绍了儒、释、道三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情况及其影响等。此外，他综合自己在中国语言文字、古典文献、地理、律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于1880年和188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国文献史》和《中国文献史资料》，这两本书都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作为教材使用，影响了许多学生。
卡法罗夫曾在北京生活31年之久，比较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译注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也作《皇帝圣武亲征录》），对俄国的蒙古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卡法罗夫在翻译《元朝秘史》的过程中参考了《元史》《辽史》《金史》等资料，译本中有600多条注释，这增强了译本的学术性，为后来者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便利。《圣武亲征录》“是一部失传已久的蒙古文史籍的汉译本”，卡法罗夫将其译为俄文，以《中国有关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为题，于1872年发表在《东方文集》上。与《元朝秘史》译本一样，《中国有关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里也包含大量注释。
后来，汉学家波波夫也加入了《四书》俄译者的行列。1904年，他翻译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孟子》成为俄国汉学史上第一个《孟子》译本。1910年，波波夫又出版了《孔子及其弟子等人语录》。在这本书中，波波夫不仅通过注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将中国古代注疏家对《论语》的注疏与见解标注其中。波波夫的《论语》译本译文简洁易懂、表达准确，深受学界欢迎，2004年还曾由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的出版社再版。
中国文学作品渐为俄学者知晓
19世纪前后，不仅儒家和史学类典籍被译介到了俄国，而且部分中国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俄文并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小说，包括《玉娇梨》《好逑传》《红楼梦》第一回、《施公案——中国福尔摩斯》《白蛇传》等。
在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方面，瓦西里耶夫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阿宝》《水莽草》《毛狐》等五部短篇小说，而且在《中国文献史》一书中专门用两个章节介绍中国文学，其中第十四章“中国人的美文学”提到了《文选》《诗经》等，介绍了“赋”这一体例。第十五章“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介绍了《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作品。瓦西里耶夫非常欣赏《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最优秀的中国小说，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瓦西里耶夫和波波夫一起将中国文学作品带入了俄国高校的课堂，他们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高年级学生讲解《红楼梦》等小说，加深了学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当时的俄国汉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诗经》。1852年《莫斯科人》杂志第一期以《孔夫子的诗》为题刊登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翻译、出自《诗经》的《羔裘》。1855年，德米特里·西维洛夫出版了《诗经》的俄译版，这是第一个由俄国人翻译出版的《诗经》译本。米哈伊洛夫、М.麦查洛娃等人翻译的《燕燕》《羔裘》等5首出自《诗经》的诗作还曾先后发表在《国民教育部杂志》1861年第2 期、《诗集》（柏林版1862年、圣彼得堡版1890年）和《诗歌中的中国、日本》（1896年）中。
此外，瓦西里耶夫所著《中国文献史》也包含有《诗经》中数十首诗歌的译文，并做了详细讲解，还给予《诗经》很高的评价，认为《诗经》是真正的民间诗歌。瓦西里耶夫的教学讲稿被汇集成《中国文学史资料》和《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其中《中国文学史资料》的第三卷包含对《诗经》的翻译和注释，与《中国文学史纲要》相配合，对《诗经》进行深入讲解。在瓦西里耶夫的带动下，教学成为《诗经》在俄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他中国文学作品也有被译成俄文并出版。“三言二拍”在18世纪时就传到了俄国，但其最初的俄译本多由英译本、德译本或法译本转译而来。1810年出版的俄国《儿童之友》杂志第11期包含有《中国逸事故事集》（也译作《中国的笑话》），其中收录了《今古奇观》中《夸妙术丹客提金》（选编自《初刻拍案惊奇》）一文的俄语译文，这是第一篇直接从汉语原著翻译为俄文的“三言二拍”小说，标志着俄国汉学家真正意识到了“三言二拍”的文学价值。
自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学界关于中华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一直持续未断，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和著述上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丰硕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令世界汉学界瞩目，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俄国的传播，而且使俄国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