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汉学文本是中欧文化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也是文明交流的关键场域。其中，出生于意大利的传教士、汉学家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0—1689）在华生活十数年后出版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经问世便受到欧洲思想界的关注。这部作品中有关中国农业情况的记述展现了17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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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民”之“农”到自耕农
《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出版于1676年，全书共7卷，其中与农业相关的记录主要出现在第2卷第1章，通过介绍中国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展开对“农”的重点描绘。
在书中，闵明我介绍说：“中国农人的数量庞大，农事运行有序。农民的地位较之商人与工人要高。”他还用“亩产充沛”“土地辽阔”“生活富裕”等词语描述中国农村的情况。在对中国农业知识的记述中，闵明我选择以“labrador”一词对应翻译中国的“农”。但“labrador”一词与“农”所指代范畴并不完全一致，闵明我的这种译法虽然体现出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独特理解，却也造成了“农”在中西方交流中的概念迁移。
据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解释，“labrador”这一西语词汇的含义为“拥有土地并为自己耕作的人”，意即“自耕农”。在现代西班牙语中，提及“农民”时，通常的用词为“campesino”，意为“生活、劳作在田间的人”。后者的范围要大于前者，即广义的“农民”（campesino）应包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labrador）及耕种他人所有土地的佃农（arrendatario）等其他农民类别。可见，闵明我选择以“labrador”指称中国的“农”，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限缩与迁移。
闵明我对“农”进行的限定可由其著作中的更多记述证实。在他的记载中，关于农民的信息常隐藏在对具体农事的描绘里。在闵明我看来，农业构成了中国社会各环节运转的首要前提：“一切生计都在被播种的农田上——到了收成的时候，农人要上山伐木、整饬菜园、收割苇秆，从不清闲。”他随即介绍土地上轮番种植的三种作物，即稻米、豆类、小麦，以及作物成熟后，农人会将粮食拿去叫卖，换取薪柴、油和蔬菜。这种记述为确认闵明我将“农”与“自耕农”等同视之提供了又一佐证。由此，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在闵明我笔下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将佃农等其他农民群体排除在了“农”的概念之外。
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特点的“误读”
闵明我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偏差认识”呢？这与他的信息来源有关。作为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闵明我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欧洲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资料、其在华期间收集到的公开流通于市的各类典籍，以及他的实地见闻。
由其对“四民”中“士”的记述可知，闵明我对“农”的理解应并非取自先秦典籍。其作品中，闵明我将“士”翻译为西班牙文中的“文人”（letrado），而在“四民”概念提出者管仲的构想中，“士”实则是“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的“武士”。最初“四民”中的“士”并未直接与“文人”画上等号，而是在后世社会稳定、知识阶层崛起的过程中发生了概念流变。闵明我将“士”译为“文人”（而非“士兵”）的做法，透露出他对“四民”的认识极有可能并非来自先秦典籍。此外，考虑到在其之前或与其同时期的欧洲著作中尚未有详细的相关书写，可以判断闵明我的“四民”知识应主要来自其在华期间接触到的人情风物，他对“农”的理解也与其所处的地域及环境有关。
在其作品中，闵明我提到了稻米、大豆、小麦，他还写道：“稻米在水中种植。”这便证明闵明我看到的是水稻而非旱稻，且“一年收成两次，分别是六月与十二月”“中国的农田从不休耕”，由此可见，其记述的是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由史料与相关研究可发现，明末清初，闵明我曾长期居留的浙江地区出现过较为显著的土地私有特点。“自耕农的发展趋势，若从一个王朝看，初期多，中后期少，改朝换代后又增多。”闵明我所处的正是“改朝换代”期间的中国，又在土地私有较为显著的区域活动，这使他对中国的“农”产生了理解偏差，将这一概念原本涵盖的范围进行了程度不小的限缩。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将此类现象称作“文化误译”，即在对他者文化存有理解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不完全准确的“语言对应”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译”曾经是一种较为突出的问题。闵明我的误读、误译又体现出较强的地区性和时间性特点，即其书中的内容往往仅能用于理解这位作者彼时于所处地区的所见，而非征引或考证了原始典籍后得来的知识。
“误读”与西班牙社会状况有关
对“农”的误读并未影响闵明我对中国农业制度的赞扬。在“农人及农业”一节的开头，闵明我介绍说，“中国皇帝尽可能地照拂农户，因为是他们的劳作供养全国”“至今中国仍保留着一个仪式，便是皇帝带着他的子女走出宫室，去亲自翻土耕作”。他还认为，欧洲应引进这种仪式，以便让贵族知晓百姓劳作的辛苦，重视农业。为进一步证明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他还讲述了汉文帝免征赋税、劝课农桑的故事。
彼时的西班牙在农业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耕地歉收，畜牧业、教会用地、贵族的狩猎场占用了大部分土地，宗教裁判所的严苛政策又造成大量农业人口流失。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西班牙将大部分人力投入了海外征战与贸易。从这种背景出发，我们也可以了解、分析闵明我将“农”限定为“自耕农”的心理动因。闵明我主张重视农业，不赞成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忽视国内农业生产，“雇农”“佃农”“农场主”等群体虽同样进行农业劳作，相比于“自耕农”却要多一层商品性质的雇佣关系。闵明我将这些群体的身份进行“遮掩”，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均达到了剔除“农”中的商业因素而使之回归“耕作”本义的效果。这背后体现的，实则是大航海活动中欧洲学者对早期现代社会农商关系的反思。闵明我提出的“重农”主张被后来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借鉴，甚至他对中国“农”群体的理解偏差也通过由“labrador”到“laboureur”的直译被传递下来。可以说，早期现代欧洲文本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有关“土地问题”的文明对话。
综上所述，闵明我在《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中对17世纪中国的农业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他对中国“四民”社会中“农”的译法体现出对自耕农群体的独特关注，这与其在华活动所处地域的农业特征有关，也是他基于本国社会情况“误读”中国农业政策与农业活动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15、16世纪之交是全球化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首次成规模传入欧洲的时期。借由闵明我的农业知识书写，古代中国的农事情况与农业政策被正式介绍到欧洲，并在此后的较长时间内成为国家治理的典范。古代中国曾因农业的繁荣被欧洲人称赞，“如果欧洲遵照中国的做法，很多灾祸是可以避免的”。而今，农业发展情况仍然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项，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着眼点之一，在当今更为复杂、多元的国际环境中，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做好与“农”相关的书写，仍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