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今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文学科的研究、生产和传播。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研究范式，增强教育学知识生产的科学性。教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文主义传统。数字科学与人文研究方法的结合，成为“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这就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新图景——数字人文。
教育研究需要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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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教育学以质性研究为基调，教育研究充满了主观、模糊、情感和偶然，其科学性备受质疑，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发生改变。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教育大数据获取的便利，让教育研究也朝着数据密集型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客观性得以提升。
首先，“基于数据”保证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传统教育研究遵循“观察教育现象—提出研究假设—收集相关资料—得出研究结论”的技术路线，由于不同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理解有差异，因此提出的研究假设并不一致，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就五花八门。这正是人们诟病教育研究缺乏科学性的原因。而“基于数据”的教育研究摒弃了从“主观”出发的研究路径，从海量数据中归纳、总结教育规律，用数据表达观点，夯实了教育研究的实证根基。
其次，“全景描述”确保教育研究的普适性。与传统教育研究的小样本分析和局部探究不同，建立在大数据与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教育研究，可以对教育现象进行全景式呈现。教育问题与人密切关涉，具有显著的复杂性，这就需要对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的要素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如此才能较全面地反映问题的实质。这样一来，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结论就更具普适性，而不再是仅凭局部数据得出适用特定范围的论断。
最后，“技术主导”保障教育研究的客观性。传统教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观察、分析和诠释，不可避免地会将人的价值观念卷入其中，教育研究也就成了人的主观表达，与“价值无涉”的科学精神相悖。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并非人类智能所能做到的，因此数字技术开始主导教育研究过程。而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不携带任何情感、观念，研究结论也就较为客观。
继承人文主义传统
先对教育现象进行数字符号抽象，进而利用既定计算程序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各种相关关系和可视化图表成为教育研究的表达形式，数据和计算剥离了人的观念，教育研究开始走上自然科学式的研究道路，研究者也更推崇数理逻辑和计算思维。马克斯·韦伯说：“再也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无法计算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人们可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因此，在数理逻辑下，教育世界变得清晰、简单。
然而，教育学的人文科学属性，决定了数字技术增强教育研究具有一定限度。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开拓了研究视野，但是教育问题远非单纯依靠数字技术就能描述和解决的。人的自由、尊严、价值、民主、理性等因素无法用数字衡量，教育研究需继承人文主义传统，深入生命的内部来对生命的历程加以“体验”“重演”“理解”和“解释”。
其一，从学科属性来说，教育学归属于人文科学，在该领域，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针对历史学研究曾说过：“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则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史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不会发生变化，对于史料的解读却因人而异。在这方面，教育学与历史学相似，对于同一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具有不同哲学观、价值观、教育观的研究者的解读会有所差异。
其二，从教育的实质来讲，教育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它包含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教育研究既有教育事实研究，也有教育价值研究。对于教育事实，可以通过数字编码、数据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对于教育价值问题却不能如此。教育构建者赋予教育的目标期待、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投入的情感、教育活动中传播的价值观念等因素不能或无法准确用数字表达。因此，数字技术只能局限于研究教育事实问题，教育价值问题则需要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而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必定包含着对生命的敬畏、理解、关怀、尊重和诠释。
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相融合
大数据时代，数据库、应用程序、数字工具已经对人文学者可利用的资源类型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文研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人文科学研究需要适应这种变革，主动借助数字技术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但同时教育学也要坚守人文科学的属性，在研究中继承人文主义传统。于是，当传统人文遇上数字技术，数字人文就产生了。
数字人文致力于将数字技术融入人文学术研究中，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要保证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科学、有效，需要数字人文研究者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加强数字信息技术素养。人文学者一般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对数字技术或许非常陌生，无法有效利用技术解决本领域的问题。这就需要教育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基础，从而能够参与到工具开发、数据库建设、程序编制等环节中，掌握数字技术的算法原理。
第二，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避免技术迷恋。数字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解决人文学科领域已经存在而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无法攻克的问题，这容易让研究者陷入“技术万能”的迷信。研究者只有正视数字技术并合理应用数字技术，才能有效“与数字技术抗衡”。
第三，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坚持主观判断。在教育学中，对于价值、文化、观念的重要性以及深层意义等问题的探究是必要的，研究者在关注可证实、可量化事实的同时，也要强调主观判断，避免让技术取代研究者做出抉择，否则就会使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仅停留在工具层面。因此，研究者需要进行一些批判性和反身性思考。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梳理与‘中国经验’研究”（BAA200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