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中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广州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刘禹锡的文学创作、经学观念、传播接受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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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文研究取得新成果
刘禹锡的诗歌，走的是一种不唯古、不唯今的道路，行其难而避其易。他在中唐诗道日趋庞杂的背景中，执着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诗道与诗艺，能做到与元白、韩孟诸派桴鼓相应而不为时风所笼罩，独立不倚而自成一家，这与他在诗论上的独到见解是分不开的。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寅从诗学史角度论述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以刘禹锡《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归阙》为例提出，刘诗突破以往送别诗常套，建立了新的诗学规范。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则将刘禹锡的唱和诗置于唐诗新变视域中考察，认为渗透其间的哲学元素、豪健爽朗的抒情格调和对艺术形式的极致追求，是刘禹锡区别于同侪的特征所在。
《金陵五题》是刘禹锡的代表性组诗作品，包括《石头城》《乌衣巷》等五首七绝，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作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查屏球重勘刘禹锡的《金陵五题》认为，刘禹锡由和州北返洛阳，越江到金陵，东行过江至扬州，再经运河北行，与从和州直接北返相比，是舍近求远。其主要原因是刘禹锡借官道传播效应高调宣示自己回归政坛中心，通过游访金陵，以真切感受修改之前悬想式吊古之作。同时，他会见白居易，发表近期完成的怀古咏史类力作，展示诗家“国手”实力。由此产生了极大的接受效应，其金陵怀古诸作征服了诗坛领袖白居易，以厚重的学人气为“元轻白俗”之时调开掘出新的流向。
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对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禹锡作为将民歌变成诗体的文人，对后代影响很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夏平对中唐竹枝词提出新解，认为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突破新乐府传统，其思想当渊源于《公羊传》采诗古义，体现了刘禹锡求真务实的政治理念，是中唐《春秋》新学会通正变、守正知变思想在乐府诗学上的实践，由此探索了研究经学与文学及政治等复杂联动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在文学史上，刘禹锡对文人词的贡献极大。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伟华认为，《忆江南》格式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的，“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是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进而指出白居易《忆江南》首唱“山寺月中寻桂子”不在“春词”之中。在他看来，刘白《忆江南》差异在于，白词忆江南风物，而刘词不依“忆江南”要求，所写内容与应写内容偏离；白词基本情感是“忆”，是对过去江南生活的眷恋，而刘词是“惜”，是对当下洛城生活的珍惜。
从地域视角看刘禹锡诗文研究
刘禹锡足迹遍及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苏州、汝州、同州等地，这些地方的流寓经历、自然环境和风情民俗都对刘禹锡的诗文创作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刘禹锡的作品与活动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将刘禹锡与地域文化联系，从地域视角进行刘禹锡诗文的相关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考察路径。
刘禹锡担任苏州刺史期间，干了很多实事，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对刘禹锡在苏州期间的经历和交游史实加以钩稽，认为刘禹锡在苏州编辑了《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这是他分别与白居易、令狐楚、李德裕诗歌创作的积淀。在苏州期间，刘禹锡也经常与群僚宴集，又时常登高临远，饱览苏州风光，诗歌创作氛围良好。深入发掘刘禹锡苏州任职期间所作唱和诗、写景诗、怀古诗，对于研究唐诗发展之路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借助历史文化名人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此，会议专门设置了“地方刘禹锡研究专题视频会”环节，广东省连州市刘禹锡研究会曹春生、湖南省常德市刘禹锡研究会魏胜权、安徽省和县刘禹锡纪念馆邢俊等，通过线上视频形式分享了各地刘禹锡研究成果，并介绍了宣传刘禹锡思想和文化的相关举措。对此，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巍表示，各个地方的刘禹锡研究都是刘禹锡研究的重镇，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与常德、连州、和县的刘禹锡研究机构形成了“一鼎三足”的研究局面，有助于深化刘禹锡研究。
本次研讨会还专门设置了“《刘禹锡研究》1—3辑座谈会”。据悉，《刘禹锡研究》是中国刘禹锡研究会的会刊，由戴伟华教授任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会议由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主办，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社、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