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历史悠久的表意文字，其字形结构和字义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一个汉字，在古代往往就是一个词，在现代往往是一个词或一个构词语素。因此，字形对汉语的词义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这早已是学习古代汉语的常识。一般认为，字形在词义研究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带表意成分的字形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字的本义，而字的本义往往就是词的本义。因此，一个字的字形对确定其所记录的词的本义也起着关键作用。其实不仅如此，汉字形体对词义演变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如多义词词义系统的梳理、同义词辨析、词义跨语义域演变，都可以利用字形分析加以解释。
把握多义词演变脉络
(资料图)
“多义性”（polysemy）指一个语言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但相关的意义或功能，这是人类语言存在的普遍特征。用同一个形式承载多个意义或功能，这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多义词是在词汇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有些词各个意义或功能之间的关联往往会因历史久远而不易观察到。汉字的字形结构则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词义演变的线索，从而把握多义词的词义系统。
以“班”为例，“班”是个多义词，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意义有三个：一是“为了工作或学习等目的而编成的组织”，如“班级”；二是“指一天之内规定的工作或执勤时间”，如“上班”“晚班”；三是“用于定时开行的交通运输工具”，是量词，如“最后一班飞机”。这几个意义，尤其是两个名词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关联已不甚清楚，此时借助“班”字的形体，则能够追本溯源，厘清“班”的词义演变史。
“班”是个会意字，金文写作，两块玉中间一把刀，表示用刀把玉分成两块。《说文解字》：“班，分瑞玉。”瑞玉即用来当作信物的玉，把玉分成两块，双方各拿一块作为信物，再次相见时以两块玉能合在一起作为凭证。“班”的本义就是其字形所表示的“分玉”。《尚书·舜典》：“班瑞于群后。”大意是“把（作为凭证的）玉分发给诸侯”。由“分玉”引申指“分开”。比如，李白诗《送友人》：“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这里的“班马”是指“离群的马”，即李白朋友骑的那匹马。
从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来看，玉不仅是信物，还是身份的象征，所以“班”不是简单的分玉，在分玉（给臣下）的同时还暗含着按身份地位排序之义。汉语里有“班序”，是指“按官爵排列的次序”。古代百官上朝时，不同官职站哪个位置都是固定的，这就是“班序”。而动宾结构的“上班”，最初表示“到为你排列的次序上去”“到你应该到的位置上去”，也就是“各就各位”。比如，唐顺之《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闲时则于原卫驻操，防秋则于该镇上班”，这里的“上班”是指“执勤”。后来，“上班”从军队扩大到其他供职的岗位，就发展为“每天按规定时间到工作地点去”之义。“班级”的“班”也是从“排列”之义引申而来的，即把一群人分开，按一定的次序排列在一起，就形成了班级。
辨析词义异同
一直以来，同义词辨析都是词汇研究的热点。根据语言经济性原则，语言社团不会造出两个没有丝毫差异的词，也就是说，不存在理性义、色彩义等意义完全相同的词。但是，在词汇的使用过程中，有些同义词会发生语义中和（neutralization），即它们本来的区别被不同程度地磨蚀，变得难以分辨。语言研究者想要找出同义词之间的“异”，往往要回到对字形的分析上。
以“跌”和“摔”为例，二词都有“倒下”和“掉落”义，使用上多有混同。比如，“不慎跌倒”和“不慎摔倒”；“从单杠上跌落”和“从单杠上摔落”；“杯子跌在地上”和“杯子摔在地上”。“倒下”义的“跌”和“摔”，各词典有的用“摔”释“跌”，有的用“跌”释“摔”，有的“跌”“摔”同训。词典的释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跌”和“摔”的语义中和，但二者也有不能互换的时候。比如，只能说“跌入冰面”“瀑布跌入深潭”“积雪跌落”，这里不能替换成“摔”。
可以看出，“跌”和“摔”的词义处于正在趋同的过程中，但现阶段它们的差异还没有完全磨蚀，这可以从二者的字形结构中看出端倪。“跌”从“足”，是脚下动作，指“失足倒下”，强调突然性。而“摔”从“手”，是手部动作。“摔”原本是自主动词，具有很强的及物性，本指“用力往下扔”，强调力度大，虽然后来演变为非自主动词，但“用力”的特征一直得以保留。在二词的词义演变过程中，“突然”和“用力”成为各自概念结构中的保留要素。“跌”的各个意义暗含“突然”，“摔”的各个意义暗含“力度大”，这便是二词的区别所在。前面所举用“跌”不用“摔”的例子，就是因为强调动作发生的突然性，力度小或不凸显力度。
探索不同语义域之间的互通关系
汉语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之间的演变是双向的。考察汉语史上这两类动词的词义演变情况会发现，心理动词常常发展出言说义，如原本表示思念的“念”还有“诵读”之义，表示“生气”的“嗔”还有“责备”之义，表示讨厌的“恶”还有“诋毁”之义；言说动词也可以引申表示心理动作，如“譬”由“说明”义引申出“明白”义，“言”由“说”义引申出“料想”义。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分属心理语义域和言说语义域，汉语的这两类动词的双向演变，反映出这两个语义域的互通关系。已有跨语言研究表明，心理动词和言语行为动词不仅在语义上而且在结构、词源等方面也表现出密切的关系。这种互通关系可以用“意内言外”和“言为心声”来概括。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的内心往往需要借助言语行为加以呈现，如心中感激就会用言语表示感谢，心中厌恶则会用言语进攻；相应地，人的言语也常常映射他的内心，如向人道歉代表心中愧疚，与人商议的过程自然会伴随着内心的谋划。
有趣的是，在汉语中，心理域和言说域的互通关系还体现在以“心”和“言”为意符（包括会意字的意符和形声字的形符）的字的构形上。比如，《说文解字》“憰”和“谲”都训为“权诈也”。“憰”下段玉裁注：“此与言部‘谲’音义皆同。盖彼以言，此以心。”二字同表“权诈”义，但所属的语义域不同，“憰”属心理域，“谲”属言说域。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内心诡诈善变，他的言语就充满了变诈，反之亦然。“憰”和“谲”就是“意内言外”和“言为心声”的最佳注脚。
“心”部与“言”“口”部的通用，也可以作为心理域和言说域互通的佐证。一方面，心理动词可以将意符换成“言”，言说动词也可以将意符换成“心”，构成异体字。比如，“悠”，本义为思念，金文从言。“忱”，本义为诚信，另有“訦”“谌”二字，清代王筠认为应看作异体。“诉”，本义为告诉、诉说，《说文解字》收从心、朔声的或体。“谟”，本义为“泛议以定其谋”。另一方面，有些心理动词本就从“言”或“口”，如“谙”（熟悉，知晓）、“諅”（忌畏）、“詟”（害怕）、“謓（嗔）”（怒）、“喜”（高兴）；而有些言说动词则从“心”，如“”（梦呓）、“悝”（嘲讽）。形旁“心”和“言”“口”的通用，反映的是心理和言说两个不同的语义域之间的互通，而语义域的互通则是发生语义演变的心理基础。在这里，汉字的形体构造可以用来佐证汉语史上的语义演变。
汉字是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文明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象征。几千年来，虽然汉字的书写形式和形体结构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表意”的根本特性不变。这一特性对研究古代汉语有特殊意义，在汉语语音系统、词汇词义系统甚至某些语法现象的历时演变的研究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和分析汉字的形体，把握词义演变脉络和规律，对于当代辞书编纂等语言文字应用工作也能起到指导作用。语言学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汉字的特性，借助丰富的汉字材料深入开展汉语史各领域的研究，并不断挖掘汉字的文化意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动词、形容词语义演变研究”（19BYY16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书编纂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