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夺簋，其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夺负责成周讼事和殷八师的讼罚，内涵丰富（《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两件有铭铜器》，《文物世界》2021年第1期）。夺簋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际。相比于其他诉讼类铭文，夺簋铭文中首次将“讼事”作为单独职事来册命。可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已经设立了专职处理讼事的官员，以调解诉讼纠纷、缓解矛盾，诉讼管理成为西周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夺簋铭文具有重要意义
夺簋盖微隆，折沿，鼓腹，腹部饰瓦楞纹，盖缘和口沿饰带状窃曲纹，圈足附三小支足，具有西周中晚期铜簋的特征。西周中期晚段的铜簋一般盖较平，捉手较低，如陕西张家坡窖藏出土的伯喜簋；至西周晚期，簋盖隆起更甚，捉手更高，如周原董家村窖藏出的此簋。夺簋盖略低平，捉手低，形制更近伯喜簋。
(资料图)
此外，夺簋和戚簋（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器）两篇册命铭文多有相似之处。两器所涉内史分别为，应为同人，册命地点均为成周大室，时间均在正月初吉，只是未知是否为同年。戚簋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结合形制判断，夺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际。
西周中期以后，册命、赏赐及很多重器的制作都在“正月初吉”，如旂伯簋、五祀卫鼎、虘钟、晋侯对盨。周王在“正月初吉”册命的内容涉及占卜、作邑、讯讼、六师和八师的管理等方面。周王册命夺的时间也是“正月初吉”，选择这一时间册命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安排，也具有一定的褒奖和象征的意义。
册命夺的内容是“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司是主持、管理之意。讼，《说文·言部》：“争也。”张舜徽释，“讼有争义有责义……讼乃属争讼之专字矣”（《说文解字约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金文中与讼事相关的词语还有“讯”“讯讼”“讯讼罚”“罚讼”。《说文·言部》：“讯，问也。”“司讼事”即讯问争讼、处理狱讼。因此，夺簋的册命是周王命令夺管理成周与殷八师的狱讼之事，是西周王朝在成周地区的一次重要的法治实践活动。
金文中已有“征事”（麦方鼎）、“卜事”（卲簋丙）、“佃事”（南宫柳鼎）等，但“讼事”为首见。夺簋铭文内容简短，夺受赐“赤巿、鑾旂”的命服品阶虽不高，但所授职事却非常重要，关系到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成周王畿的治理方式，即讼事管理的专职化问题。
讼事可分为三类
金文中已有对各种争讼的审讯、立约、起誓的记载，如陕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匜，铭文记载伯扬父对牧牛的“判词”，伯扬父的官职相当于司寇。夺簋中夺的职责是记录和见证成周讼事的处理结果，根据西周金文中讼事相关内容，其所管理的讼事可能涉及三类。
第一类，讯“有粦”。“有粦”为触犯刑律、有贪吝罪行或阻难礼法政策施行的人（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是讼事讯问的主要对象。金文中亦有“庶右隣”“小大有隣”“庶人有粦”等多种不同表达方式。如牧簋铭“雩乃讯庶右隣，毋敢不明不中不型”（《集成》4343）。簋铭“讯小大有隣，取五锊”（《集成》4266）。卌三年逨鼎则记载，“乃讯庶人有粦，毋敢不中不型”（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503—25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铭图》）。
第二类，军事刑罚。金文中关于军事刑罚的记载最早见于大盂鼎。康王命盂“廼绍夹死司戎，敏罚讼”（《集成》2837）。即王命盂管理有关兵戎的事务，审慎处置惩罚和争讼。此外，师旂鼎铭文载，“懋父令曰：宜播，厥不从厥佑征。今毋播，其有纳于师旂”（《集成》2809），即师旂将不服从出征命令的人状告到伯懋父处，原本依法应该处以流放之刑，但伯懋父命令不要放逐了，改交罚金并使其重新归于师旂的督率之下。这是一起对师旂众仆违抗军事命令的处罚，伯懋父任讼官，当时至少有罚金和流放两种处罚手段。
第三类，与经济相关的诉讼。随着西周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关于土田、隶仆等纷争逐渐多起来，恭懿时期出现贵族之间以物品交换耕地或林地的现象（曹玮：《卫盉铭文与西周土地制度的变化》，《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交易难免出现纠纷。山西绛县倗国墓地出土的肃卣（M2∶75），事关庶人的人身自由之争。董珊解释器铭（《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2014年第1期）为伯氏自庶人中选六家作为肃的家仆，六家对此不满，后由周王出面，指派若干重臣解决这一争端，并最终将仆“付肃于成周”。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邑人有向上谏诤，并使周王裁决纠正“害义”的权利。
五年琱生簋、琱生尊与六年琱生簋的铭文内容前后衔接，记录召伯虎和琱生之间土地纠纷及其调解过程。根据周原考古资料，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位于周原的周、召两处相邻采地间的土地纠纷。然而，陈梦家、林沄、李学勤、王辉、朱凤瀚等学者认为，召伯虎和琱生是同一家族大宗和小宗的关系。两件琱生簋皆是传世器，据五年琱生簋最早的著录信息：“见洛阳市中，后归山西马氏”，两簋很有可能出自洛阳。除了周原的召地，召伯虎在成周也有采邑，洛阳C5M906号墓出土了召伯虎为死去父亲作的铜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文献中的召穆公即召伯虎，西周晚期召伯虎家族在成周活动较多。因此，琱生三器铭文记载的土地很大概率位于成周，这应是一起发生于成周的土地纠纷。
由金文中的讯讼相关记载可见西周时期的讼事内容主要有三种：一是审讯管辖民众内的有罪之人；二是对违反军事命令人员施以处罚；三是处理民众之间利益纷争之事。和宗周地区一样，西周中期以后成周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多见土田、仆役等利益之争，此类诉讼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都有发生。
讼罚管理专职化
西周偏早时期，讼事一般由司马、司空、司徒或行政长官兼任，司法权仅为主职司外的附加职责，一般用在所司职事之末、所得俸禄之前，是给予被册命者附加的特殊权力。如簋铭文曰“更乃祖服作冢司马，汝乃谏讯有粦，取十锊”（《铭图》5362）；簋铭文曰“令邑于郑，讯讼，取五锊”（《铭图》5258）。扬簋铭文最典型，曰“扬，作司工，官司量田佃、眔司位、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事，锡汝赤韨、鑾旗，讯讼，取五锊”（《集成》4294）。王册命扬为司工，具体负责事项很多，而讯讼权被置于所有职司甚至所赐命服之后，显示讯讼为扬若干职司中的一项，并非西周中期国家治理的重点。
牧簋铭文载“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士，今余唯或■改，令女辟百寮”（《集成》4343），是一篇改封牧职司的铭文，先王时期牧所任司士与诉讼无关，如今绳治违法的群臣百僚，李学勤分析说，“当时朝中有事，出现不合法律的囚禁，对民众也多有暴虐的情形；审讯嫌犯时不公正，一味置之死地”（《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牧簋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相传出自扶风，表明以恭懿为界，西部王畿内的司法权不再由其他官员兼任。夺簋与牧簋年代相当，铭文中“讼事”是册命夺唯一的职事，讼事不再作为主要职司以外的附加权力，而是设置专职处理讼事的官员。牧得到的赏赐有“秬鬯一卣、金车、贲较、画■、朱鞹、■靳、虎幂、纁里、旗、駼马四匹，取■□锊”，夺的册命赏赐相对较少，这应与夺仅任有司，不负责具体的审判有关。夺簋和牧簋铭文表明，在解决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周王朝对东西部王畿的官员任命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讼事”在夺簋铭中首次单独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在懿王以后，成周土田争讼、主仆相争等利益冲突增多，诉讼在处理相关问题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管理“讼事”的官员由兼职转变为专职，说明法治已经成为西周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