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增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意味着增加和提高，也就是为了人类福祉有意识地使人类具有更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包括记忆增强、认知增强、情绪增强、身体增强等。不仅各种治疗可以看作增强，很多外在于人自然身体的有益技术都可以看作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人体增强。总的来说，人体增强可以为人类带来广泛的福祉，这种福祉不仅体现在解决残障人士生活不便的问题，还体现在延伸健康人的自然身体边界，使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带来人文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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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文学者往往会严格区分治疗和增强，并表达出对人体增强的担忧。哈贝马斯认为，遗传学的诊断会对个体的自我理解和生命的道德产生危害，另外，基因编辑技术使人们难以区分人和产品。福山和哈贝马斯都提到，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被人工物破坏。福山认为人工物的发展需要人的调节和管理，并认为在技术手段下人性变为一种可以被选择的、为优生学和精神增强服务的、可以重新设计的东西。桑德尔认为，人体增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对人性的重建，人类增强技术会破坏生命的礼物，失去人类价值的核心。
这些人文学者认为，人体增强技术可能导致生命本质的“去人性化”，即增强技术可能损害人类尊严和人类固有的本质。然而，无论在实验室、学术界还是工业界，似乎有不少人都向往一个更好的人类未来生活，而这种更好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各种增强技术的发展。
呼唤哲学登场
广义而言，哲学意义上的增强技术是对人自然身体的有益延伸。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代具论，认为人类自身是有缺陷的，因而不得不借助各种代具来延伸、完善自我。这种代具就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人体增强技术。文字作为一种最基础的代具，增强了人类的记忆。随着科技的进步，代具的形式发生了巨变，但作为对人的缺陷的补充这一本质并没有改变。显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增强技术不会破坏人性和自然。人性、自然不应等同于人的生物性，人的身体并不是固定、神圣不可增减的。自然的给予并非都是好的。人性应是过程的集合体而非既定的事物。各种技术可以增强改善人的有缺陷的“自然”。比如，助听器可以增强人的听觉，眼镜可以增强人的视觉……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治疗和增强的区分往往并不明显，人体增强如果仅被定义为同治疗相区别对立，则会导致很多问题。或许，我们应接受自然和人性是一个历史的和过程性的产物。布坎南（Allen Buchanan）驳斥用自然和人性反对人体增强的论点，他认为历史上很多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类，而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作为大脑的延伸也增强了人的认知。通过技术实现人体增强，能够有效调和人和技术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自然和文化的原初区分，进一步让位于复杂的编码系统。基于这种共同的基础结构，异质的实体之间甚至可以实现交互，并在这个意义上重塑了自然和文化。在《天生赛博格》中，克拉克（Andy Clark）认为，人的心智会被人们周边的技术影响。智能手机、义肢、神经移植、脑机接口、人体骨骼、人工智能和人体密切结合，使这个世界变得越发智能，人也越来越难以区分自己和周边的世界。
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隔阂，使一些人文学者对增强技术的进步产生恐慌。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人体增强会是对人性、人的权利和自然的异化。这种恐慌来源于严格区分人与非人、客观与主观、自然与人造物，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积极关联。事实上，代具技术的发展使得主体与客体、人与技术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严格区分它们已变得困难。因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体增强脱离了自然或人性，而在于复杂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呼唤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哲学。
重构自然身体
在生物学领域，人文主义的二元认知越发不符合生物科学的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的身体作为有机体的理解，开始对身体进行分子式的理解。罗斯（Nikolas Rose）认为，身体的、神经化学的个体，现在成为一个由选择、慎重和责任构成的领域，可以对其进行实验与争论。生命不是被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确定的禀赋。也就是说，身体是可移植、可互动的，而非具有确定的本质。和传统的自然生产过程不同，在胚胎基因诊断的过程中，增强技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人体增强技术不仅关系到治愈疾病，还牵扯到对身体和生命的哲学理解。生殖技术的发展使生命的再生产不再听任自然，各种辅助生殖技术更进一步突破了对自然生命过程的传统理解。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生命是自然的馈赠，应是两性生殖繁衍的自然结果。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挑战了这一观点，从一定意义上重塑了自然生命和自然繁衍的过程。在传统意义上，生命被看作自然的礼物，是有限定的。随着基因的发现，人们似乎破解了生命的密码，然而身体、生命似乎比基因本身更为复杂，相关研究又进一步细化到更具整体性的细胞和蛋白质。也就是说，仅聚焦于基因层面，可能会忽视整体排列组合的重要性。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体现出把生命理解为分子层面的一种机制变化，也就是这些构成生命的分子可以被识别、分离、操控、流通和重组，即它们不再受自然生命秩序表面的规范性限制。这是现代医学对生命的分子化理解。对基因和DNA理解的变化，将产生一种理解生命的新方式，并突破原有的生命秩序的规范性。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传统自然身体的脱域化过程，传统身体的内与外、主客观的界限因此被打破。对身体的分子式理解，使器官和生殖脱离了和特定身体的联系，变为一种可以转移的要素。随着胚胎选择和器官移植等人体增强技术的出现，生命的过程突破了一些原有的自然与技术、治疗与增强之间的清晰边界。人的身体进入了一种复杂的技术关系之中。技术消解了传统自然身体，并开始了对自然身体的重构，使身体不再是一个自然限定物质。
可以说，人体增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其根本主张是利用科技进步使人类获得某种根本上的进步，实现人类自身的完善。首先，“人”是处于某种未完成的状态，具有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潜能。其次，人类有增强自身的意愿和动机，因此不应从“自然”和“人性”的角度来反对各种增强技术。相反，人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摆脱“自在的自然”束缚，而达到“自为的自由”。人们可以积极主动地接受各种专业知识，成为人体增强的消费者、体验者和受益者。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能力去鉴别、选择和使用医学药物、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从而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工智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研究”（FRF-TP-22-072A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