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指位于北京的紫禁城皇宫；苑，也称宫廷园林或皇家园林，指分布在京城和全国各地的离宫御苑。清代北京紫禁城内的皇宫与分布在皇城内外的景山、西苑三海、南苑、三山五园等皇家御苑，京外各地的避暑山庄、盛京皇宫等大小行宫，共同构成了一宫多苑的宫苑体系。从清代宫苑发挥的历史功能来看，一宫稳居政治中心，而御苑虽多，但自然而然地以清帝驻跸和居处时间长短为标准，阶段性地凸显出某一御苑的地位，使其事实上成为与紫禁城皇宫相伯仲的政治副中心。有清一代，自京城乃至全国，逐渐形成了一宫多苑的宫苑地理分布格局。与之相对应，清代帝王处理政务的地点，或在皇宫，或在御苑，从而形成了皇权政治体系下的宫苑二元理政模式。
奠定宫苑体系基本格局
清代是古典园林发展的高峰时期，建造技术、艺术水准、历史地位、学术价值均达到较高水平。园林成为该时期文化传播的媒介，在域内、域外的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代宫苑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园林文化传承发展与深层次交流的结果。域内的文化交流，主要包括清代园林体系内部（主要指皇家园林、宗室园林和私家园林）以及古今园林文化、满汉文化、南北地域文化的融通交汇；域外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园林、建筑、艺术、美学等方面认知与实践的互相碰撞和沟通。园林代表着高超的建造技术、卓越的审美能力和优质的生活水平，而帝王则是享有园林美景的主要特权阶层的代表。可以说，清代皇家园林的大规模兴建进入了清帝的日常生活和政务实践，是古典园林文化发展的结果，古今中外多层次的深度交流促成了清代宫苑体系的确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清代宫苑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从便利和优化皇帝生活、理政而来，根本目的是为了彰显皇权，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宫苑二元理政模式与清王朝的盛衰相同步。顺治、康熙两朝，是该理政模式由开启到奠基的时期。顺治朝御苑规模大体上承袭明代基础，居园理政带有临时性和权宜色彩。清帝亲身参与离宫御苑的兴建，并赋予其皇权政治下的历史功能，始于康熙帝久居畅春园。清人吴振棫称，康熙帝“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离宫御苑对清帝生活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其在政务活动处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亦得到强化。宫苑二元理政模式在兴建和利用畅春园的过程中正式确立，并随着大规模政务实践活动的开展而固定下来。
康熙一朝，以畅春园和避暑山庄的兴建为标志，京内与京外的一宫多苑格局相继形成。与此同时，宫苑协同配合，形成御门听政、章奏报送、臣僚觐见、选官任官、阅试武举、赐宴蒙古王公、接见外国使节等政务处理链条，宫苑无异的理念渐入人心。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中指出：“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园林美景有自然景色，也有人工修建，而人君建园居园的理念则是指畅享园景的同时，保持与紫禁城宫中同样的政务处理状态，即所谓“日理万几，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
宫苑二元理政模式是康熙帝园林营建和理政实践相结合的创举，能够有效扩大帝王亲临亲视的地域范围，在改善君主生活空间的前提下保障行政运作效率。康熙时期，在政务实践、园林理念、社会舆论诸方面奠定了清代宫苑发展的基本格局。
宫苑二元理政模式制度化
雍正、乾隆时期是宫苑二元理政模式制度化的阶段。雍正一朝，京城园林理政中心实现了从畅春园向圆明园的转化。乾隆帝在全国范围内增建、扩建、新建离宫御苑，对京城离宫御苑进行功能性区划，即“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勅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建立了圆明园轮班奏事、传膳视事等制度，从而使京内外宫苑格局和二元理政模式趋于规范。
乾隆一朝，离宫御苑的景观往往带有大一统的政治寓意。以圆明园为例，九洲清晏、万方安和等古典园林景观，以及西洋楼景区的海晏堂、远瀛观等，传输着四海康宁、国泰民安的政治理念。乾隆帝以园林景观作为大一统的一种表现形式，既涵括域内与域外，又象征空间与时间。通过京内皇家园林广泛仿建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江南名园及山水名胜的形式，京内外离宫御苑的内在联系趋于紧密，宫苑协同功能更加显著。乾隆时代塑造的宫苑格局代表清帝的政治理想，而从乾隆帝御制诗文所反映的清帝观念来看，在宫苑格局制度化、规范化的前提之下，保持宫苑平衡与维系二元理政的根本系于皇帝一人，即主要是靠皇帝本人的勤政与克制。乾隆帝游清漪园以遣兴，限定“过辰而往，逮午而返”。他在《圆明园后记》中提出：“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然得其宜，适以养性而陶情，失其宜，适以玩物而丧志。”在御制诗中，乾隆帝一再强调：“凡遇游幸，传膳处所即办事，览章奏，宣对大臣，引见官吏如常，弗令稽延守候，此向例也。”乾隆时期，往往冬至前搬回紫禁城，立春后即驻跸圆明园。故清人宝廷在诗中咏叹：“忆昔当年全盛时，冬宫春园岁迁移。”冬宫春园是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体现，也是盛清的历史缩影。
嘉道以后宫苑体系难以维系
嘉道以后，宫苑格局日趋衰败瓦解，难以维系。乾隆帝确立的典范在嘉庆朝即面临危机，圆明园轮班奏事、传膳视事等制度均面临来自官僚系统内部的阻碍而难以施行，世易时移，勤政和克制与园居生活所昭示的奢靡享受无法继续和谐共存。道光朝，陆续有离宫御苑走向衰败。随着皇权政治走向衰微，朝臣对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质疑日益增多，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焚，标志着宫苑治理模式在京内暂告瓦解。至光绪朝重建颐和园，宫苑二元理政模式一度在京城西北郊短时间重现，但皇权政治处于虚弱状态，宫苑格局昔日气象不再。
清代皇权的传递，使得二元理政模式中的京城园林理政中心经历了从畅春园到圆明园再到颐和园的历史变迁，而行宫理政中心则随清帝离京驻跸地点变化而短时性迁移。园居理政发展为清代的政治特色，园林的功能被置于皇权政治的高度，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清代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层面的高度配合和体认，进而成为王朝盛衰的象征。
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利弊
宫苑二元理政，是清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状态的具体表现，在王朝统治稳固、经济富庶、皇权强大之时，不失为保障帝王享受与确保社会治理两皆便宜的政务处理模式。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确立，不仅推进了皇家园林的历史发展、强化了其政治地位，而且随着皇帝行止居处而相应地建立起一系列有助于政务运转的措施，增强了清代政务处理活动的应变性色彩。京城内外的离宫御苑与紫禁城皇宫遥遥呼应，有效保证了离宫御苑在清帝离京、南巡、谒陵、西巡、秋狝期间政令的上传下达和政权的相对稳定。清帝频繁出宫、出京，客观上令自身的视野空前开阔，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体察民情，敦促自己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对因地制宜、相时而动地改善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亦不无好处。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宫苑格局对所在地的社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辐射效应，陆续兴建离宫御苑、增置八旗护军、修缮辇路等措施，为北京城和行宫所在地的局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各阶层社会人群尤其是官员和士人的流动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但是，宫苑二元理政模式在本质上毕竟是皇权张大的结果。以皇权体制为出发点的治理模式，格局狭隘，服务的主体是皇权，制衡理政效果的主导元素也同样出自皇权。皇帝主观的勤政与自制力，是推动宫苑二元理政运转的核心力量，但皇帝的标榜不等于政务处理的实际情况，且存在因人而异的不确定性。此外，园林景观虽然号称移天缩地，但只是制造幻影，不等于历史实现。宫苑营造的氛围易于给清代帝王造成勤政亲贤、对时育物的文化错觉和大一统目标实现的政治幻景。与清代君主所统御的地方相较，宫苑无疑是狭小的。就区域而言，宫苑显然无法代表全国各地实际的风土民情。就人文而言，园林建筑所营造的“远瀛咸向化，绝域尽来王”则远离了历史实际。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效能更多地体现为以举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成果，便利一人、服务一家。因而，清代宫苑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尽管一度体系宏大、制度规范，但效能有限，在内外交困、经济衰败、皇权虚弱以至无力的清后期，终于崩溃瓦解。
在清帝创建宫苑体系以园林建筑形式包举域内与域外的同时，欧洲一度出现了体现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宫廷建筑。例如，法国的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英国的英中混合式园林等。古典园林是清代文化发展的结晶，宫廷文化作为其时优质的物质文化代表，首当其冲地参与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显然，在清代帝王满足于离宫御苑营造的天朝大国、统御万方的政治幻景时，西方国家已开启了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实质性革命。在全球化的社会发展面前，服务并局限于皇权体制的宫苑二元治理模式只能成为制约清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桎梏。
（本文系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基地项目“畅春园与康乾时期北京园林建设研究”（16JDLS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