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往往具有一种中间性：它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硬科学”的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标准化的方法论支持以及一经证实就可直接被后续研究使用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比文学、艺术等各门创造性学科更为“科学”，即不像这些门类一样是纯然的主观创造。也正因此，社会学才具有某种“较软”的科学性。为此，从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出发而一直对主体抱有某种程度不信任的福柯才强调，对于科学性来说，“作者”（auteur）这一概念多少是一种干扰。出于诊断时代的目的，福柯认为应该更重视那些匿名的文献并赋予无主体的知识以更强的生成力量。但在他的体系中，主体总在承受着各种来自外部的力量，这也是他常常被批评的一点。我们因此也需要考虑主体“既遭受又创造”的双重意义。
这个问题对于社会学中的翻译而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方面，我们会好奇，社会学翻译工作与自然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存有何种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好奇，译者作为一种新文本的作者，是否也仅仅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或是以自身的主体性来干扰译本；如果不是，他又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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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学和文学中的翻译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硬科学中的翻译。对于自然科学来说，重要的是确定术语。在此之后，硬科学的著作往往如硬科学研究本身，是在一种标准技术流程的意义上完成的。这就使硬科学翻译不必在意诸如可读性、场景关联等方面的要求，而只需专注于忠实地完成语言的系统间转换。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对翻译没有任何要求，谨举一例。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一词就其实际含义应为“被其他变量（自变量）所影响的变量”，若仅从字面意思出发，其应为“（被）决定的变量”。那么，“因变量”一词表达的就是作为结果的项而非作为原因的项，后者为自变量，即自身作为自我演变的项，其存在和演变不需要追溯更为先在的其他因素。“因变量”这个中文翻译虽然影响广泛，但很不幸地在理解上存在障碍。任何有教学经验的学者都会承认，初学者往往借助望文生义来获得最初的一些概念知识，而“因变量”这个词的翻译就无法承担推广方面的正面意义了。所谓“因变量”恰恰不是“作为原因的变量”，而是“作为结果的变量”，其促生原因外在且独立于它。因此，虽然硬科学上的翻译更多是在技术标准化的意义上进行的，但对于语词、语义方面也不是没有要求的。
文学作品的翻译则是另一幅景象。我们都听说过林纾翻译各种文学作品的故事，他一生翻译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但本人却并不通晓英语。他首先让通晓英语的人向他讲述语句的意思，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重现为优美的中文作品。这或多或少就是一种再创作过程，译者作为译出文本的作者，无疑发挥了标准化的硬科学翻译中完全不存在的那种主体性；好的文学翻译因此也极大依靠译者的创造性阐释。
社会学翻译中的场景复杂性
如果说社会学介于硬科学和文学之间，那么社会学翻译实际上也处于硬科学的标准化翻译和文学的阐释性翻译之间，从而更难以处理。这需要将社会学翻译划分成两个层面来谈。对于仿自然科学式的研究的翻译，似乎完全可以归并到硬科学的标准化翻译之下：只需要选择有代表性和更为精确的术语来丰富已有的学术翻译体系，就能像自然科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继续完善这个体系。较难处理的则是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比照硬科学而开展的更为强调元理论的社会学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难题无疑来自场景的复杂性。但笼统地谈论场景复杂性，使它成为一种“遮羞布”式的存在来回护不成功的翻译，还是没有什么意义。场景复杂性实际上从本体和认识两个层面影响到这些门类的翻译工作。首先，关于作为本体的场景复杂性，我们用“谢谢”这个词的语言差异来进行说明。在法语中，“谢谢”为merci，与英语中的mercy具有语词上的同源性。但是，英语中的mercy在其具体使用中指向仁慈，而法语相应则“大词小用”了。意大利语则“大词小用”了与英语的mercy意义相近的grace，即恩惠。类似的不仅有意大利语中的grazie，还有西班牙语中的gracias，以及加泰罗尼亚语中的gràcies。而英语的thank则无疑形似瑞典语中的tack和德语中的danke。同时，葡萄牙语则“大词小用”了法语中表示强制的obliger，用obrigado来表示“谢谢”。我要表达的恰恰不是这些能指之间隐约的对应关系，而是每个语词背后与本文化不可剥离的场景关联。“谢谢”可以来自“我欠你的”或“你对我有恩”，又或“你展现了仁慈”，自然也可以用一个固定指称来表示感谢，比如汉语中的“谢谢”，背后则是特定场景的文化生成过程。那么，操作手册式的翻译在社会学翻译中就不怎么现实，场景本体上的复杂性多少要求译者对译出文本的场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其次，如果说场景复杂性作为一种背景本身就内含于译出文本，那么译者也应对原作者意识到的场景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因译者而异，背后则是不同学说的差异。例如，“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和在诸如瓦尔拉斯等更为强调系统而忽略个体意图的学者那里，就往往不是同一个意思。前者的“看不见的手”是寓于每个人的经济理性行动中的，而并不像后者的系统平衡那样凌驾于每个人之上。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理性人预设会被斯密看作“看不见的手”的先决条件。理性人不是受外在规律决定而不思考的人，相反，他含有特定取向的思考方式在互动意义上推论性地产生了“看不见的手”这个市场规律。那么，所谓市场规律，在斯密那里更接近一种系统复杂性，或译为系统规律较为适当；而当今一些从系统整合出发的学者那里的规律更接近一种刚性机制，或译为结构机制较为适当。与此相似的还有对因果性的场景化理解。大多数人都认同因果性在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强相关关系，但需强调的是，这种理论姿态却不是诸如韦伯和桑巴特等德国历史学派学者谈到因果性时的意思。所以，译者就应该在看到causality一词时首先考虑到文本中内含的场景复杂性。
社会学中的翻译意味着什么
要最终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社会学中的翻译不是什么。正如上文所言，讨论社会学翻译需谨记两个前提，一方面是社会学居于硬科学和文学之间的软科学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内在的场景复杂性。所以，首先，社会学中的翻译就不是标准化之下的语词互换游戏。其次，既然社会学的场景复杂性与译出文本不无关系，翻译也就不是译者的知识体系在不加反思的状况下对译本所依托的知识体系的套用。structure一词在英语作者那里表达的往往是现象场景的结构，其背后是培根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模板；而在欧陆学者那里表达的则是先验结构，其背后是理性主义的认识模板。再次，社会学中的翻译也不纯然是长句改短句等出于修辞或审美目的的再创作。翻译既不是译者对于原始文本的简单接受，也不是译者对于读者的支配。那么，无论是对于原始文本的迎合还是对于读者的迎合，都是不可取的。
这三个“不是”要求社会学中的翻译努力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既是在译本的可读性和著作的原貌之间的可读性上的平衡，又是在译出和译入两个文本背后的两种场景之间的平衡。译者最终应放弃一种中世纪的商人的角色，商人虽然也客观地实现着交流，但最终是以自己获利为目的的；而译者穿梭于两种场景之间，对两种场景都保持一定的熟悉感，却最终在目的上将自身放在一个很次要的地位。或许实现两种场景间的交流会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愉悦，那么翻译能力和翻译伦理最终也归并到“交流”这个人类的原初态度上去了。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马赛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