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备受后人称赞，东汉班固称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近人鲁迅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其为“实录”，旨在颂扬它的“质”；称其为“绝唱”，意在推崇它的“文”。文质兼美，体现了司马迁搜集与选择史料的功夫、剪裁与组织的才能。这样的功夫和才能，源于广泛的调查、精细的研究。
「走出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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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司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三千年通史，任务相当艰巨。他所面临的头道难题，就是如何搜集与选择史料。
文字史料最常见，也最芜杂。司马迁广泛阅读史料，并且作出细致分析，认为用古文书写的史料最可靠。在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时，他虽然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认为孔子有70多位弟子，但只详细介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35人。
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年代距司马迁并不遥远，就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资料。要想了解汉代学者经常谈论的五帝情况，困难显然更大。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就找不到可信的书面史料。由此，他只能走出书斋，开展调查研究，“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到处参观历史遗迹，搜集民间文献资料，听老人讲述各类佚闻掌故。民间的确有很多关于黄帝的传闻，但是“其文不雅驯”，难以采信。司马迁又将搜集到的史料与用古文书写的史料进行比对，互相吻合的便加以采信，两相矛盾的就存疑待考。
求真是司马迁的信条。在出任史官并且准备写作《史记》前，他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20岁时，司马迁从洛阳南下，渡淮河，过长江，窥九疑，浮沅、湘，南登庐山，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九江。之后沿江而下，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会稽，考察太湟，探访禹穴。随后，“上姑苏，观五湖”，渡淮河，临泗水、汶水、济水。考察完山东半岛，又在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漯河、洛渠。
这次考察的范围很广，即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非一般人所能及。但是，司马迁不满足于此。公元前111年，他接受朝廷任命出使西南，又趁机考察了当地的水系，“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实地感受都江堰工程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福利。公元前109年，他跟随汉武帝来到黄河决口处，不仅目睹聚众修堤的壮观场面，还亲自参与堵塞决口的工作，获得了切实的体会，认识到河渠水利系统的重要性。这些感受和认识，都记录在《河渠书》中，提高了《史记》的可信度。
「追踪行迹」
司马迁热衷于调查研究，不只是为了寻找和选择史料，还为了准确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探寻历史的真相。
“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最高褒奖，也是他调查研究的驱动力。早年阅读《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时，他就非常仰慕孔子。哲人已逝，相见无方，要表达“心向往之”的热诚，最好的办法是实地考察，追踪孔子行迹。
20岁那年，司马迁来到齐鲁大地，瞻仰孔子庙堂中保存的遗物，考察当地儒生讲礼、乡饮、大射的情形。孔子的衣、冠、琴、车、书和其他礼器俱在，当地的儒生还在传习他的学说。此情此景，更加激发司马迁的仰慕之情，以至于流连忘返，“回留之不能去”。
在司马迁看来，“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但他们大多是各领风骚一段时间。唯独孔子，出身贫贱，却能“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流传十余世，依旧兴盛不衰。怀着这样的感慨，司马迁精心剪裁与组织史料，写下《孔子世家》等，表彰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进学兴业与崇仁励义。
同样被司马迁渴慕的历史人物，还有屈原。司马迁在《史记》中坦陈，自己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想见其为人”。为此，专门到屈原投水处凭吊。眼前的烟波，还让司马迁想到同样贬死在长沙的贾谊。后者写过悲悼屈原的名篇，也和屈原一样忠君爱国，“同死生，轻去就”。这令司马迁感佩不已。由此，催生了情辞俱佳的《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还前往刘邦等人的出生地与聚众起义地，走访彭城、沛、丰、砀等地，了解汉初君臣的故事。在淮阴调查时，当地人告诉他：韩信时刻以富贵为念，始终相信自己能大富大贵，“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为了验证传言真伪，司马迁特意去韩信母亲的墓地调查，“视其母冢，良然”。
这个调查结果对《史记》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以韩信的利欲心为线索，解读相关史料，写出了《淮阴侯列传》。在这部传记的前半部分，司马迁记录了韩信初拜大将时进献给刘邦的计策。其中一条就是，要想服众，必须“以天下城邑封功臣”。随后，记录的是韩信敦请刘邦封张耳为赵王的故事。张耳本来是刘邦派来的副将，韩信在迫使燕王归附之后，请封张耳为镇抚燕国的赵王。这样，既去除了刘邦派来的制衡者，又把自己变成了“造王者”。
为了让自己早日获得封赏，韩信明明知道郦食其已经成功游说齐王，却仍然攻打齐国，导致郦食其被烹。破齐之后，韩信急不可耐地要求刘邦封他为王。刘邦迫于形势，不得不遂其所愿。封王之后，韩信“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甘愿守着这份富贵，而不接受他人起兵反叛的教唆。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夺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徙封为楚王。后来，又改封淮阴侯。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激怒韩信。韩信顾不了那么多，最终谋反事泄、身死族灭。临刑前，韩信慨叹“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直接再现了韩信的悲剧人生，又间接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司马迁还在论赞部分直接批评韩信，认为他本可以用功勋来换取富贵，成为汉代的周公，却自矜其功劳与才能，不懂得谦让，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被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如果司马迁不作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搜集到这么多史料，更不可能如此巧妙地剪裁与组织史料，《淮阴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五帝本纪》就不会是目前这种写法，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也会大受影响。
「文质兼美」
《淮阴侯列传》是实录，也是悲歌，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并不为过。《史记》的其他部分也一样，处处体现实录精神，又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质。
《留侯世家》是另一个例证。传主张良是个谋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谋划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仅仅阅读关于他的史料，可能会将其想象成魁梧奇伟之士。司马迁也曾这样猜测过，直到后来得到张良的画像，才知原来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非但不魁梧，反而很柔弱。
司马迁对此感到震惊，又把这种震惊感渗透到《留侯世家》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读者，张良是个柔弱多病的人。首先，他告诉读者，张良有病，不能领兵打仗，只能做“画策臣”。接着，写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张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馀”。然后，写黥布造反，刘邦出征，张良因病无法陪同，强撑着送到曲邮，临别之际接受任命，“行少傅事”，辅佐太子“监关中兵”。再然后，刘邦有意更换太子，张良苦劝不听，只能“因疾不视事”。最后，刘邦驾崩，吕后宴请张良，“强食之”，张良不得已而进食。
这样一个柔弱多病的人，却拥有过人的胆略、钢铁般的意志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张良本姓姬，出身于韩国公族。少年时，秦国灭了韩国，张良立志报仇，“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刺杀未遂，两人遭到通缉，张良改换姓名、“亡匿下邳”。陈涉起义后，他带领100多名少年，准备投入反秦洪流；路遇刘邦，从此为其出谋划策；功成名就后，只愿受封为留侯，声称这已经是“布衣之极”。
司马迁刻意运用种种对比，烘托张良与韩信不同的悲喜人生，制造强烈的艺术张力。这是客观再现，也是有意展示。司马迁凭借调查研究所得，巧妙地选择与组织可信史料，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者在司马迁的引导之下，得以触摸到历史的棱角，感受到潮流浩荡向前的力量，领略华夏山川风貌，领略历史人物风采。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文质兼美的《史记》，还有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后世文人喜爱《史记》、钦佩司马迁，理应向他学习做好调查研究。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刘雅婧 沈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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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夏斌
本文作者：刘雅婧 沈章明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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