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班晓悦）4月22日，“唐史四手联弹——大唐的东西南北”学术活动在线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切入，探讨了唐代的区域发展、边疆族群、中外交流等问题。
唐代与东北亚地区各民族和各政权联系密切。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宗勋介绍，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唐代对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使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共同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主要成员。
自汉代以来，中原与西域交往密切，这也为唐代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表示，汉代经营西域的主要对手是匈奴，而唐代则要面对突厥、吐蕃、大食等对手。相较于汉代，唐代对西域的经营具有复杂性与艰巨性。在李锦绣看来，唐代以关中为京畿，西北地区的安西四镇是拱卫京畿的重要防线。关中本位政策是唐代经营西域的根本原因，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则成为唐与西域交流的先决条件。唐代与西域的交往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从经济史视野出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剑光梳理了唐代江南社会的发展。江南社会在唐太宗贞观初年基本安定后，兴起了河道、桥梁、驿路的建设高潮，工商业也日益兴盛。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江南的农业、纺织业、制瓷业等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安史之乱发生后，江南经济曾出现短暂倒退，约在唐代宗时期重归向好态势。在唐代宗至唐懿宗在位时期，江南工商业实现了全面发展，奠定了“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的地位。
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看来，北方问题是唐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从匈奴到突厥，北方的民族政权一直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唐高祖李渊在隋炀帝时期曾长期驻守山西，有多次与突厥作战的经历。他效仿突厥的训练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骑射能力，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李唐政权能在隋末动乱中脱颖而出，在于兼具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
活动由中国唐史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