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发布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本报记者 曾江/摄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发布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通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取得重要考古新发现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截至2022年5月，三到六号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三号坑和四号坑进入整理阶段，五号坑和六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七号坑和八号坑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此前已发布的典型文物如三号坑出土的金面具、神树纹玉琮，四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都已为人熟知。而此次新发布的七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八号坑出土的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猪鼻龙形器等，许多都是前所未见的器形，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
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介绍，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使用者的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我国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持续开展，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表示，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坚持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步展开的原则。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的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了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了科学支撑。在整理阶段，他们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
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此次考古发掘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探索创新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谈到下一步工作，谢振斌表示，他们将继续对三至八号坑出土的器物进行保护修复研究。对出土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重点开展表面残留物信息提取、器物病害状况、器物成分、矿料溯源等方向的多学科研究，对陶器则主要开展残留物分析、化学组成、制造工艺及使用痕迹等信息提取和研究，继续努力做好学科研究，探寻文明根脉，筑牢自信根基，贡献传统技艺的智慧，将现代科技与新材料创新应用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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