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已成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领域。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地理学应用于治理实践的参照依据。区域治理研究需要地理学参与其中，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融合研究助力区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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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治理存在着地理学上空间主体与空间尺度的差异问题。空间主体基本表现为稳定的土地与流动的人口，而空间尺度主要表现为宏观区域与微观地方。当前，地理空间内含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因素，已成为区域治理研究的基本关切。
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科技处日前主办的“大变局下的治理研究：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表示，古今中外的治理都与地理学存在密切关系，地理环境承载治理、地理知识支撑治理、地理实践推动治理，而治理方案也蕴含着空间秩序考量。目前的区域治理虽未形成可以称之为治理科学的专门学问，但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尤其是，当地理学被纳入治理范畴时，更应融合其他学科知识体系，形成适应国家知识创新需求的新文科门类。
城市是区域治理的重要空间范围，城市治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提出，土地的空间治理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也促使城市治理结构及公共服务方式发生变化，并体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任务复杂化、公共服务差异化状态。应从多个维度综合考虑人、地、物、产等空间治理要素，为不同人群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不同行动主体提供约束规则，为不同城市居住者建立城市认同，重点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关注其中最重要和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新型城镇的人口迁移，影响着区域内地方社会治理，也是解决新型城镇治理问题的关键。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教授朱竑认为，人口迁移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地方管理者应根据新迁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来调整具体的管理方式，以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治理制度。随着新迁入居民从客体到主体角色的变化，在新型城镇空间内，人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关系、多样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有效促进了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
地域文化成关键依托
科学规划是推动区域内历史空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治理手段。做好历史遗存保护工作是体现地方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城乡正面临着现代化与城镇化双重驱动下的空间重构。在快速变迁过程中，一些在保护名录之外现存的蕴涵着地方情感的大量记忆场所，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陆邵明提出，记忆场所是真正寄托乡愁乡情的精神家园，承载着情感、社会、使用三方面的价值。如何有效保护与利用富有情感依赖、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记忆场所，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紧迫治理任务。
地理学在历史街区规划与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周尚意认为，区域空间规划是地方政府实施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而历史街区的治理目的，在于传承历史文化和增强城市活力。地理学者以专业视角参与历史街区治理，可以展现两方面治理效能。一方面，可以从精神、社会、生计、自然四个层面，来解释历史街区多元素有机融合的整体性，进而理解街区内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破坏街区景观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则是从地方认同和空间竞争视角出发，跳出历史街区的空间范围，站在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判断历史街区功能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确定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功能精准把脉。
激发区域治理新活力
立足区域治理现代化大局，走以人文主义为基调、人地和谐为目标的善治之路。山区因其人文自然交互过程，具有显著地域性、时空分异性以及不确定性，成为典型的过渡性地理空间。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教授邓伟提出，区域发展中的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已成为地理学大有可为的重要领域之一。破解山区国土空间存在的低品质村落风貌和非理性国土开发等问题，关键是要深刻理解中国是山地大国的地理国情，充分考虑山区发展的特殊性和特色化。山区国土空间治理应跳出传统的“规划、开发、管控”土地扩张路径，转型为依托山区多样化资源空间的“规划、提质、增效”复合可持续发展路径。
由于市场化、分权化改革不断深入，区域经济碎片化所诱发的制约一体化发展的治理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段进军表示，人们应在“行动—规则—秩序”视角下重新思考区域治理。在区域治理的行动及协调中，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更适合未来不确定性的环境变化。因此，区域治理应加快实现从“管控”到“赋能”的转变，以便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形成集体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