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推动中医药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课题。中医药术语是中医药文化的主要载体。以文化传播为目的，对中医药术语进行准确、恰当的翻译，即培养术语翻译的概念来源、知识传播及话语构建意识，是实现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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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中医药术语的来源
中医药术语来源于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形成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因此，不同于新兴的科学领域术语，中医药术语具有较强的历时性特征。从语言层面来看，中医药术语形式古朴，语词常以单音为主，言简意赅。从概念层面来看，术语含义常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许多中医药术语都具有历时性多义的特征，体现在原义和今义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中医药术语的历时性特征给跨文化翻译带来双重挑战，即除了考虑中英双语共时维度上的差异外，还要兼顾术语概念历时维度上的演变，而后者是准确理解和翻译中医药术语的前提。译者若忽视术语翻译的古今维度，用今人的思维来理解处于历史语境的中医药术语，会导致表意的偏差。
以吴连胜、吴奇的《黄帝内经》译本为例。该译本曾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的最高荣誉金奖，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但对一些术语的理解，仍存有“望文生义”之嫌。如《素问·五脏生成篇》中的“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红”的颜色内涵已发生较大改变，原指粉红色，现泛指红色。吴译本译为red，明显未将术语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其真正含义。再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的“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嗜欲”一词与今义大不相同，此言诸物之性不一，对自然界物质的客观需求就不同，而非指人之偏好欲望。吴译本译为desire and addiction，亦有失偏颇。
此类情况在中医药术语英译中并不是个例，这直接影响中医药对外传播的质量。究其原因是译者缺乏概念来源意识，即对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厘清术语概念起源及意义嬗变，并根据术语所处历史语境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意义进行阐释。如“关格”首见于《内经》，原指脏腑阴阳表里俱盛之危候，后经历代医家演绎，逐渐具化为上有吐逆、下见小便不通之危候。李照国的《内经》译本将其音译为Guange，并在尾注详细解释了导致该危候产生的阴阳机理；而处于现代语境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译为anuria and vomiting，凸显该危候的症状。这两种译法均考虑到了术语翻译的历时维度，是具有概念来源意识的表现。
强调异化翻译策略
术语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间的术语转换，做到完美对等并非易事。中医药术语发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中，其“医史文哲交融”的属性极为突出，故在英语中鲜少能找到在概念上与之完全对应的术语，这就给中医药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弥合跨文化交流的鸿沟，国内外学者纷纷发文探讨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策略选择问题，是采用以目的语为导向的“归化”策略，还是以源语为导向的“异化”策略。
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归化”策略应尽量避免。术语是知识的单位，翻译中医药术语就是要忠实传递医学信息，尽可能地完整展现术语所蕴含的文化、哲学等信息。然而，“归化”翻译强调所译术语应符合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以牺牲源术语的医学内涵和文化特色为代价，换取目的语读者的快速理解和接受。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译者热衷于从西医体系中寻找相应术语，“以西释中”，很多时候会导致表意的偏差。如中西医对人体脏腑的认识截然不同，西医的heart侧重于解剖概念，而中医的“心”更多的是功能概念，将“心”译为heart，不能传达“心主神明”等具有中医特色的概念。“异化”翻译则强调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忠实反映中医概念，是中医药术语英译的首选策略。以魏迺杰、文树德为代表的“异化”派学者反对直接使用西医词汇，并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魏迺杰自创的“魏氏直译法”。该译法首先规定了中医药术语中常用汉字的英文对应词，之后在翻译时用规定的对应词做相应的置换，从而产生仿造的英文术语，如“风火眼”就字对字地仿译为wind-fire eye，而不是西医的acute conjunctivitis。这种直译仿造法较忠实地呈现了中医原貌，为系统、独立地翻译中医药术语提供了思路。魏迺杰采用该译法编纂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在海内外均出版发行，影响颇广。这亦证明了在“异化”策略指导下翻译的中医药英文术语能够被海外读者接受和认可。
综上，中医药术语的“异化”翻译是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需要译者在透彻理解术语含义的基础上，大胆使用直译、音译等“异化”翻译方法，并适当附以注释帮助读者理解，保留术语医学和文化内涵，亦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
构建统一的国际术语标准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中医药对外翻译与传播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要在中医药术语对外翻译中制定较为统一的国际术语标准。中医药术语具有高语境性和强阐释性，故不同译者对同一术语的理解会各有侧重，导致一个术语常有多种流行译名。这不仅阻碍了中医药的国际交流，还容易让他国对中医药的科学性产生质疑。目前，经各方学者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多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相继出台，但各标准间仍存在译名不统一的问题，而且标准所覆盖的术语也仅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中医古籍记载的丰富术语还未充分发掘、翻译和标准化。
除了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的制定，在其他形式的术语翻译实践中，亦需有话语构建意识。其一，翻译中医药术语应采用“异化”策略。“异化”翻译不仅能忠实传达中医药术语的医学和文化信息，还可以抵御西方价值观对中医药的改造，构建独立的中医药话语体系。其二，在对外传播中医药术语时，要打上“中国”标签，确保中医姓“中”。中医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其间还哺育了日、韩等国的传统医学。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日、韩等国对中医药虎视眈眈，想方设法消解中国对中医药的主权。对此，我们需采取相应措施，如不可随意舍弃Chinese，将“中医”译为Traditional Medicine，亦如最好采用汉字加拼音的方式对中医药的英文术语进行标注。其三，培养术语翻译的标准化意识。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若已有合适的标准化翻译，应予以采用，不可再随意创造新译名。总之，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译者，都应将话语构建意识具化于日常的术语翻译实践之中。
综上所述，中医药术语英译应以把握术语概念为前提，以采用“异化”策略为手段，以构建中医话语为方向，才能有效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本文系“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计划“《中华医藏》通论类医籍调研、复制和内容提要编撰”（KJS-ZHYC-2020-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