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实验哲学迅速崛起并成为国内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其中，不少学者对此“欣喜若狂”，于是大胆断言“实验哲学预示着一场新的哲学变革”，又或者宣称“哲学实验正在成为一种影响当代哲学走向的新方法”。他们基本都认为，实验哲学是一种明显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做哲学的新方式。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前提：传统哲学都是坐而论道的扶手椅式哲学，除了哲学论证和概念思辨之外，不涉及用任何实验方法来检验哲学主张。这种观点忽视了哲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文拟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论证实验哲学并不是一种新哲学，它一直都是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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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的广义理解
当前学界基本都习惯将实验哲学追溯到诺贝（J. Knobe）、尼科尔斯（S. Nichols）和斯蒂克（S. Stich）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在21世纪初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研究普通民众对哲学命题或哲学案例的直觉判断，以期获得一种区别于哲学家直觉的民间理解，进而获得相关命题的哲学启发。同时，这种实验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人们产生相关直觉的心理模式和认知机理。后者使得诺贝直接将实验哲学归为认知科学。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所有实验哲学都属于“认知科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许多实验哲学研究与认知科学并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这是一种相当狭义的实验哲学。从广义上来讲，实验哲学并不是一个研究领域，相反，它应该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方法，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无论其主题或领域是什么。实验哲学主要通过实验方法来阐明或帮助回答哲学问题。换言之，实验哲学家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承诺——经验主义的承诺。它既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实验方法是什么，也没有规定研究的哲学目的必须是什么。因此，它并不局限于当前实验哲学所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法，也不局限于研究人们的直觉，更不必说人们对哲学思想实验的直觉了。比如，除了问卷调查法外，最近还开发出定性访谈、计算机模拟、语料库分析等其他新方法。但方法的拓展并未改变实验哲学的标准形象：实验哲学是对哲学案例直觉的实证研究。只有回到哲学史中，才能发现实验哲学的悠久传统，进而彻底改变当前这种刻板印象。
亚里士多德的实验哲学
实验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就有哲学家通过寻求系统的经验证据，以达到哲学目的。亚里士多德就提供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这位古代哲学家在其哲学研究中根据系统的实证调查，做出哲学论断。达尔文曾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林奈和居维叶一直是我的两个神……但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只是个小学生。”这句话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现存的著作中约有五分之一与生物学相关，其中涉及500多个自然物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显然，这些生物学著作以及相关知识需要依赖系统的实证研究。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详细的研究描述，如实验研究的细节记录。但我们依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确实依赖于动物解剖，以及养蜂人、渔民和潜水员等同动物密切相关的人的证词。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但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我们并不清楚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与其哲学探索之间有什么实质性联系；也许他只是一位博学者——有时戴着生物学家的帽子，有时戴着哲学家的帽子（以及许多其他帽子）。这种反驳的问题在于，它未能捕捉到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与其哲学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至于出现如此模糊的区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与其哲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格雷尼（M.Grene）和迪普（D. Depew）就正确地指出：“在没有看到他（亚里士多德）的核心哲学问题与他的生物学兴趣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读懂其著作。”伦诺克斯（J. Lennox）也认为：“《论灵魂》中捍卫的身体和灵魂之间关系的理论方法与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的独特方式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 因此，亚里士多德从事并依靠系统的生物学研究来得出哲学结论的方法，完全属于实验哲学的范畴。
早期的现代实验哲学
在现代早期，特别是17世纪中叶，实验方法才真正开始在西方哲学中蓬勃发展。所谓的“早期的现代实验哲学”，就像当代的实验哲学一样，是一个避免思辨哲学探究的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自然哲学领域。它强调任何不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哲学都是无效的，特别是没有诉诸经验而形成的“假设”应当被拒绝，因为它们是谬误的历史根源。这些研究对形而上学的有力控制，最终影响到医学、道德哲学和美学领域。同早期的现代实验哲学一样，当代实验哲学复兴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哲学家自身直觉的偶然诉求的不满，这些直觉通常被认为是广泛共享的，并且被认为是高度可靠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一方面，早期实验哲学的野心更盛，试图将自身视为研究自然的普遍方法，而当代实验哲学的态度更加温和，集中于人们对各种哲学命题的直觉理解。另一方面，早期实验哲学普遍认为实验哲学应该以培根的经验方法为指导，但随着对科学理解的加深和科学方法复杂程度的加剧，实验也愈加专业化。这使得当代实验哲学拥有一套复杂、强大且经过测试的方法论实践原则，同时还可以借鉴各种业已建立的科学知识。
笛卡尔经常被描绘成这一时期的一个扶手椅式的哲学家，但他也是一个实验哲学家。如果我们只关注笛卡尔的沉思和普遍怀疑方法，可能会认为他是反实验主义的，因为其方法排除了知识的任何经验基础。但事实上，笛卡尔的实验和科学工作却是其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在《光学》中，笛卡尔对视觉感知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就使用了实验手段。例如，笛卡尔认为，虽然头脑中的图像不必类似于感知到的事物，但它们仍然在我们的眼睛后面印上了非常完美的图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随后详细描述了解剖刚死去的人的眼睛，或者解剖牛及其他大型动物的眼睛的过程。笛卡尔认为，这种实验在阐明视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其对感知的哲学处理的一部分。
实验哲学的短暂沉寂与当代复兴
从19世纪末开始，实验哲学开始出现短暂的沉寂。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方面，纵观近代以来的哲学史，随着科学不断脱离哲学母体并逐渐走向专业化，在哲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的领域变得愈加狭窄。另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兴起，也促使哲学家将任何剩余的实证工作从主流哲学中剔除。尽管一些哲学家（比如皮尔斯、詹姆斯、柏格森等）利用实验方法在新兴的心理学中取得进展，但分析哲学的压倒性影响使得大多数哲学家的目光转向了语言、本体论和数学基础等方向。因此，与经验或实验方法相比，概念分析和形式推理方法占据了哲学主流。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当代。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实证工作从未从哲学中完全消失。除了前面提及的心理学外，哲学研究依然充斥着许多未被注意到的实验活动。许多哲学家对各种哲学主题进行实验探究，包括美学、信念和知识、幸福、逻辑、记忆以及向学生教授道德论证的纵向效应，等等。
“实验哲学”这个标签在整个20世纪几乎都被遗忘，直到21世纪初，一批新的研究人员才开始重新接受这一术语，但对它以前的用途及其传统却知之甚少。新的实验哲学主要是由诺贝、尼科尔斯和斯蒂克等人的几篇开创性论文所开启的，其研究主题包括认知直觉的跨文化差异、引入副作用效应的意向性直觉、自由意志的直觉等，进而形成了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加入。但我们不应将这种遗忘永久化，也不应该对实验哲学作狭义理解；相反，我们应当承认：当代实验哲学并不是一种新哲学。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