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折、大变革时期。一面是列强环伺、国势危迫，一面是新学、新思、新制的急遽涌入，内忧外患与革新希望在彼时的广大士人群体之中矛盾交织。这一特殊时期所催生的启蒙思潮，在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中可见一斑。晚清士人如何通过西书阅读探寻“思想资源”，更新既有的“知识仓库”？西学对于他们寻求救亡与变革之道意味着什么？这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何影响晚清思潮、风潮和政潮？又是怎样的历史局限性阻碍了士人变革求索的努力？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活动及其阅读心态与体悟往往袒露于他们的日记之中，形成“意义之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蒋建国以晚清士人日记作为研究士人群体西书阅读的重要文献史料和独特观察视角，就相关问题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反映“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资料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士人日记中考察晚清士人群体的西书阅读，强调西书阅读对促进晚清社会现代化变革提供的思想动力。在您看来，这种思想动力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是什么？
蒋建国：尽管从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但直到19世纪之前，西学并没有颠覆中国士人的知识和信仰体系。道光以后，内忧外患，考据之学受到许多士人的质疑。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的引入、传播与阅读，与“经世致用”的阅读风气有关。
但在整个19世纪前半叶，士绅阶层对现代性的排斥非常明显，在以科举考试为导向的古典阅读模式中，熟读经史是每个读书人的必然选择。读书人阅读经典是“向后看”的过程，是在仰望先圣先贤的过程中，以背诵作为基本的技能训练，尤其是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要求读书人手不释卷并视儒学为知识的本源。显然，科举考试对经典的强调，使读书人沉醉于古典的阅读世界并通过经典的驯化而不断“见贤思齐”，从而将文献的考据与道德的约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科举考试没有结束之前，读书人必然以经典作为阅读的路径而孜孜以求。因此，从晚清阅读史角度看，古典阅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西学书籍进入士人的阅读世界是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然而，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蕴含了士人寻求西学意义的复杂过程，也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张力。西学的传播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展示了近代知识谱系由“道出于一”向“道出于二”乃至“道出于多”转变，士人不断调适并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缓解内在的“紧张”，证实了西学的“文化催化剂”作用。西书作为“他者”，逐步强化了士人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取向。西书对士人的影响可谓“月映万川”，但西学的“现代性”冲击了中国经典知识的垄断地位，使读者在不同的阅读场域中，采用了多元的阐释策略，有着复杂的阅读体验、话语体系和文化想象，蕴含了士人追求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从早期的西方地理、历史知识解读，到后来的科技、人文、社科知识的全面了解，士人的西书阅读进程“见证”了晚清社会的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晚清中西交往变得频繁。晚清士人群体往往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和阅读态度，来面对传入的西学著作？
蒋建国：由于士人的社会经历、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和阐释能力差异较大，并受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情境的影响，其阅读体验也千差万别，呈现出新奇、疑虑和矛盾的复合性思维。
阅读史强调“真实读者”的研究，个案分析有利于我们“重访”某些读者，读者的阅读文本也能“重演”某些历史事件。这就意味着，以日记为中心的阅读史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叙事，还是一种“有趣味的形式”。读者阅读本身就是事件，并有可能“创造”机会。但读者对事件的描述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不少士人是偶尔阅读西书，他们对事件的选择性记载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读者的身份、经历和价值观，都会影响新闻的解读和记录。因此，读者对西学的理解各有心得，纷繁复杂。
但从早期传教士对西学的粗浅介绍，到维新时期西学的学科化、类型化和制度化，西学著作的出版和知识演进，通过士人阅读、阐释得以印证，从而体现其消费价值和社会意义。从整体来看，士人对西书的态度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从士人对西书阅读态度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将西学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此类读者通过阅读西书审视自我，反思社会，进而融汇变通，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萌生对西方文化的运用与改造，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二是对西学资源虽有一定兴趣，但从传统的角度进行对比，此类读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往往呈现新旧杂陈、相互冲突的心态。三是对西书的抵抗式阅读，在一些保守士人看来，西书是“恶”的象征，于旧法不符，全无用处。此类读者有“新书旧读”的倾向，反映出保守派对西学的厌恶。
形成“意义之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西书阅读中可以看到，在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下，士人群体对待两种形态的知识，抱持怎样的文化情感和文化想象？他们对西书的阅读形成的“意义之网”体现在哪些方面？
蒋建国：西书作为“镜像”，是“新”的象征，为士人提供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西书是一种“可沟通”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世界知识，促进西学文本的意义输出和价值再造，并使许多互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进行“隔空对话”。对趋新之士而言，读西书，学新学，求变革，是释放对传统的内在紧张和追求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从“我思故我在”的角度看，不少士人留意采摘西学知识，意在反思和改造传统，表达“求新”的旨趣，重建新的价值和信仰。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不少士人通过对西书的深入研读，实现向知识人的身份转变。当然，也有一些士人进行“新书旧读”，结合传统资源对西书的内容进行质疑和排斥。总之，士人的西书阅读过程呈现出幽微复杂的心态。
这里所强调的意义之网，一是从人际网络的角度看，突出西书在“媒介”人际关系方面的作用，西书阅读网络的形成，与士人交往密切相关，通过士人之间的借阅、邮递和传阅网络，西书阅读能够产生“圈层效应”。二是从空间网络的角度看，西书从上海向江浙、京津、两湖不断撒播，由都市社会逐步进入到城乡社会，体现了西学传播与士人阅读之间的互动互进关系，呈现西书阅读的“涟漪效应”。三是从关联网络的角度看，随着士人西书阅读数量的不断增多，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西书能够“重演”历史，通过西学知识对比、关联和想象，形成意义多元的“关联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在晚清兴起的西学出版活动中，不少士人也参与其中。如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王韬、李善兰等人曾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这些先行者在西学知识的中国传播活动中的“深度”参与，对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蒋建国：社会流动对人的阅读经历和思想转变有着深刻的影响。西书作为“可交换”的媒介，通过空间的“移动”，为士人打开了“世界知识”的窗口。早期的思想先驱人物对“世界知识”的吸纳，与他们对“现代性”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韬、李善兰、魏源等先驱人物，都曾经在口岸城市生活，与西方人交往，对西方文明有一定了解，尤其是墨海书馆为王韬等口岸文人提供了丰富的西学实践和中西文化交流机会。他们在协助传教士编译西学著作过程中，加深了对西学的认知。
先行者对西学知识的引介，突破了“道出于一”的传统，促进了思想启蒙。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思想先驱通过“地理”重新阐释世界和中国，以书言志，体现他们经世致用的良苦用心。周腾虎、赵烈文等江南士人有机会阅读西书，使他们对“世界知识”有着初步认知。王韬、陈澧、冯桂芬等人对西学著作的考证、质疑和批判，表明他们已能突破陈见，阐发新论，这为他们之后撰写新著，推动西学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早期的西书阅读群体，虽然规模不大，但西学的“知识树”已在他们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他们围绕西学文本进行引用、对比与阐释，展示了西书阅读的思想渗透力，推动了早期西学的启蒙运动，为后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精神动力。
产生“涟漪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对西书阅读如何产生影响？
蒋建国：在洋务运动中，西方技艺作为富国、强国之术得到洋务派的高度重视。在“经世致用”的社会情境下，西学之“道”与现实之“用”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官方的制度化推广对西学传播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少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官方出资的西学出版和传播机构不断增多。另外，不少教会学校、书局、医院都与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活动有关，西书种类和数量的大幅增长直接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与阅读。
在洋务思潮影响下，格致之学颇受重视，读“洋书”与知洋务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大量出版的西书为士人接受西学新知提供了机缘，西书的空间延伸意味着更多的阅读自由，而阅读圈层的扩展能产生明显的“涟漪效应”。西学的“知识树”不断壮大，它打破了传统经典阅读的垄断地位，改变了原有的阅读情境，为士人提供了更多元的思想资源。尽管大多数士人仍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之中，但西学作为新的知识谱系引发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并通过士人的阅读和阐释形成更为广泛的意义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书阅读与晚清地理空间变化、知识圈层分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蒋建国：阅读史应该特别关注人、书籍的空间流动。我们强调西书阅读的“涟漪效应”，就是在重视个体阅读的基础之上，突出西书阅读的集体意义。我们认为，阅读产生知识，知识催生信仰。这个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但只有通过阅读群体的不断扩展，集体阅读才有可能推动社会变革。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西书出版和传播的中心，通过士人的交往网络、西书的发行网络，西书阅读群体从上海、江浙向内地扩散，规模不断壮大，西书的流动创造了更多的阅读机会，也促进了西学从都市社会向乡村社会的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学文化下移”的过程。
尽管晚清的西学传播总体上被置于“中体西用”的框架之下，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士绅社会内部对西学的态度也有较大分歧。从社会变革角度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强调学习“西学”中的器物文明，提倡“西器”，但不能“除旧”，强调祖宗之法不能变，尤其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可以模仿的。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强调“除旧布新”，通过借鉴西学推动社会变革，以“变法”来改良现有制度，这在《时务报》等维新报刊的政论中得到体现。而《新学伪经考》《国富论》《天演论》等著作，也因应了维新思潮。在“道”“器”之辩中，阅读西学的价值和功能发生了变化，阅读圈层也势必分化。
阅读革命未能转变为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书阅读是如何对晚清的一系列政治变革运动产生影响的？晚清士人期冀通过西学改变国运，但不可否认的是，最终他们以西学推动的变革都归于失败。晚清士人西书阅读运动的局限性何在？
蒋建国：从某种程度上看，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社会变革有着相互印证的关系。王德威将晚清时期视为“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但是，阅读西书却是突破“压抑”和“发现自我”的重要手段，也是触摸“现代性”的重要方式。王德威还强调，“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西书阅读史的角度看，没有读者，何来阅读？没有阅读，何来现代？因此，晚清时期的西书阅读现象可视为“现代性”的表征，是观察社会变革的重要面相。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总体上仍然是对西学知识的吸纳和接受过程，西学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知识结构，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动力。但在维护清廷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前提下的改革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冲突，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他们的改革实践都是意图通过“旧瓶新酒”的方式取得效果。在帝制时代，改革派所运用的西方资源，不能从根本上触及改革的“深水区”，不能打破统治集团的利益格局，更不能通过阅读实践演变为普通民众参与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是说，不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不改变原有的政治秩序，社会危机是不可能解除的。从这个层面上看，晚清士人阅读西书所形成的“涟漪效应”，很难转变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运动，阅读西书固然是静悄悄的阅读革命，但是行动上的社会革命却并没有到来。
破除“西学东渐”单向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蒋建国：应该看到，“西学东渐”是晚清史研究的一条主线。但有关“西学东渐”对社会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学界有关“西学东渐”的探讨，受“单向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较大，而且，不少学者在运用“冲击—反应”理论的过程中，片面强调了西学作为外部力量的作用，而对传统中国社会内在的变动，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应该是意义多元的复调，而非是一种模式的“主调”。王汎森先生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执拗的低音”，重访许多在近一百年被新思想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视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西学的认知，要突破以西书文本为中心的偏向，要转向具体的读者和他们的思想世界。我之所以强调日记史料，就是坚信，日记是个体的思想史，也是从“单向文化传播”研究转向“多元互动”研究的重要突破。在西学东渐研究中，有着“重访”的必要。
在方法论上，首先要破除“西学东渐”的单向思维。现有的研究注重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传播研究，注重文本本身的探讨。缺乏对读者接受—反应过程的分析，这显然忽略了西学阅读的核心环节。可以说，从早期传教士对西学的粗浅介绍，到维新时期西学的学科化、类型化和制度化，西学著作的出版和知识演进，只有通过士人阅读、阐释得以印证，才能体现其消费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是读者本位意识的缺失，使“西学东渐”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客体轻主体的偏向。另外，我强调日记史料的运用，就是突出个案分析和关联性研究，形成复杂的“意义之网”。因此，士人阅读西书的个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想象空间。读者是意义生产的源头。读者阅读西书的过程，是在观察自我，想象他者，阅读社会。“西学”如何“东渐”，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加以体现，这是开掘史料必须强化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重访”晚清西学阅读史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