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知识论的一个分支，德性知识论改变了以命题性知识为研究中心的知识论传统，而转向考察生成知识的相关理智德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许多关于知识与德性的探讨，德性知识论的产生，打通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认识论发展间的联系，中西方文化交流互补性逐渐增强。德性知识论的学说框架，有助于发掘中国传统的“德性之知”与“知行合一”的资源。
开启全新知识论问题域
1963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埃德蒙特·盖蒂尔发表了题为《确证的真信念是知识吗？》的文章，由此产生了当代英美哲学知识论。知识论产生于人们求真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人们对日益变化的社会和自然深感担忧，希望凭借科学理性掌握自身命运、控制不稳定因素，因此，知识论折射出了人们对未来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变化莫测的自然环境所采取的理智态度与科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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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美国哲学家欧内斯特·索萨发表了《竹筏与金字塔：知识论中的融贯论与基础主义》一文，被学界认为是德性知识论产生的标志。德性知识论是当代知识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当代知识论受到最多关注的主要问题域之一，它改变了以命题性知识为研究中心的知识论传统，转向对生成知识相关理智德性的考察。索萨认为，德性知识论是知识论内在必然性的发展结果，唯有通过理智德性才能为知识的确证提供可靠的辩护。
德性知识论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德性知识论使得知识论研究和美好生活、认知成就、认知品格等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知识论问题域。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嘉明表示，德性知识论对知识获得的认知建立在“德性”意识与能力之上，它们既包括理智，也包括责任意识与技能，以使认识避免如依靠运气等偶然因素所获得的结果，真正获得高于真信念的价值。
在现实意义上，德性知识论深化了个体对自身认识能力与认知品格等的理解。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毕文胜表示，德性知识论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除了提升自身的视听等认识能力外，更要注重理智品格的培养。特别是在社会实践中，要认识到真、善、美三者密不可分，认知主体的理智勇气、理智胸怀、理智视野等理智德性对知识的获取有着决定性作用。
中西知识论各有所重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关于德性与知识的丰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儒道释三大学说为主体，三者都重视道德和修身养性。先秦儒家认为，“知”（与“智”同）的核心是“知己”“知人”与知道道德的是非。北宋思想家张载则明确提出了“德性之知”的概念，指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而王阳明则突出了“知行合一”概念，把知识与行动密切关联起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知识论。
陈嘉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识论可以称为“力行知识论”，其主要关注道德性的知识，即“德性之知”。这里的“德性”是与感性的“见闻之知”相对立的，以“诚”为立足点，目标是“穷理”的更高层面的知识。
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哲学家牟宗三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提出，中国哲学重生命，西方哲学重自然。重生命重视的是文化生命，是精神境界与高度，即重视人格气节与心性修养，故重视生命就重视道德。而重视自然，重视的是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是对科学理性、逻辑推论与经验归纳的运用。
可以说，中西知识论本是两类理论，前者与道德意识和行动相关，而后者以命题知识，即有关事实与经验的认识为对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也并无西方哲学文化意义上的知识探讨。毕文胜认为，《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是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中来的，是修齐治平、正心诚意的最终依靠和落脚点。这里的“知”不是关于外在认知对象的正确认识，而是自身情绪、情感与意念的“中和”“不偏不倚”的状态，是道德主体的良知本体和真如本性的内在要求。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认知的知识有本质不同。至于德性，德者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最根本认知与解释，其将以天理、道、真如本性、良知本体为核心的道德信条内存于心，成为一种道德直觉与习惯。
然而，随着德性知识论的产生，在知识与道德、知识与行动等关系方面的论述，使中西知识论有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性，“德性”就是其中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
西方的德性“virtue”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语“arete”，基本含义是万物的卓越功能。从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时代开始，“arete”从强调万物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卓越功能，转向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的卓越功能。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中的德性，指的是人的本质性的卓越功能，即理性的培养与运用。亚里士多德时期，德性作为灵魂构成部分的不同功能，有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分。
毕文胜认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都不是先天自然产生的，前者靠教导，后者要依靠习惯养成。而这一解释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对德性基本要求的依循天理、克制人欲是基本相通的。
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郑伟平表示，在儒家看来，一切有意义的知识都源自德性并围绕德性展开，这与德性知识论强调反省之知、完好之知的特征有共性。两者都认为，动物性知识或见闻之知是不够完善的，都主张人的德性对知识获取的重要作用。另外，德性知识论的主要派别——德性责任论，与宋明理学中对品格与德性之于知识的强调，也有共通之处。两者均认为，以虚心、细心、严谨、审慎、反省为代表的认知品格或认知德性，是知识获取的基本情态。
中国知识论的发展旨趣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西方文化中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重商主义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世界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伦理、整体论、有机论等理念，可以有效纠正西方文化的弊端。反过来，在德性知识论中，无论是将德性看成认识能力，还是将德性看成理智品格，都将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
在概念解释上，虽然儒家中的“智（知）”是有关知人与自知和道德的是非之心，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而德性知识论中“德性”的基点是在认知的胜任力、心灵的开放性、认识的责任与勇气等方面，目的是使认识获得适切的信念，但它们之间仍有互补性。
陈嘉明认为，德性知识论的产生可以为中国知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中国哲学而言，“知”的概念应明确其具体内涵与规范，尤其是在与命题知识相关的内容方面，对如何细化认识，在操作上的具体要素可以从德性知识论中加以汲取和补充。而德性知识论所强调的关于认知道德方面的责任感，则可以从儒家的知人观念与道德意识中汲取，借鉴德性知识论的学说框架，发掘中国传统的“德性之知”与“知行合一”的资源，由此挖掘中国知识论的内在思想潜质。
郑伟平认为，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德性与行为之间的道德关系，但今天要同样重视德性与知识间的关系，德性知识论的基点是一切知识围绕德性展开，可以从德性知识论的角度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德性知识论与道德知识论的交叉研究，可以探索德性道德知识的可能，从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建构的多种道德知识论；德性责任论强调了德性即认知品格，在知识生成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品格与认知品格往往是合为一体的。因此，从德性责任论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认知品格要素也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