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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其重要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数字化和文化杂合化的发展而与日俱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07年的世界报告中便倡议建构知识社会，实现知识共享。我国在“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亦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价值，发展知识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它在“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过程中具体发挥怎样的作用，亟须国内外学术界给予重视并深入研究。
近两年，中国学者杨枫提出“知识翻译学”的概念，跳出翻译技术的层面，在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聚焦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互动与转化，重新将翻译界定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知识翻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翻译的普遍价值落实在知识的坚实基座上，让翻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广泛联系，从根本上将翻译引入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所构成的广阔空间，使其具有了初步的文化理论品格。当前，知识翻译学尚处于体系建构的初期，亟须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研究途径和方法搭建知识翻译学的发展方案，使之成为可以用来解释现象、描述现实、分析问题和提出方案的扎实理论。
首先，知识翻译学的研究预设。知识和翻译是两个很难界定的概念，这给确定知识翻译学的内涵带来了不小挑战。就翻译而言，罗曼·雅各布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指出，翻译因涉及不同符码的转换而分为语内、语际和符际的类型。在数字化时代，多模态翻译变得无处不在，知识加工和转移的手段也愈加多元。同一本书的知识可以通过广播、影视、游戏等形式传播。因此，翻译可视为任意符码之间的转换，以此观照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就知识而言，现代认识论融合了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预设知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强调通过透明的语言工具把握外在的客观世界。后现代主义却打破了人类理性的盲目乐观，指出语言并非一个用来表征世界的透明工具，它实际上参与了世界的建构。因之，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话语产物。这一预设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看作一种地方性知识，它会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地变革。
其次，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知识翻译学探究跨符号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规律”，可聚焦于产品、过程、功能和主体四个方面。产品导向的研究，专注于知识产品是如何翻译的，这里的知识产品可以是某个学科领域的某一本重要著作，可以是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可以是特定时期流行的某种思想或国家文化形象。当前方兴未艾的翻译概念史研究就属于基于产品的知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此外，机器翻译研究对知识本体的讨论亦可以看作是知识翻译学的一个合理内容。关于知识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探索人类大脑是如何对他者知识进行认识、体验和习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心理认知的视角揭示知识跨符号（语言）和跨文化的转化密码。基于功能的研究，侧重于考察知识在跨符号（语言）和跨文化的旅行过程中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探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如何制约知识的生产、选择和传播，知识如何穿越不同语境而发生增添、删减、改编和变异，并对接受方产生影响。知识主体的研究则突出知识的媒介作用。这里的媒介可以是像译者这样的个人或群体，可以是某个知识生产和传播机构，也可以是某种体制和机制。晚明和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传教士和汉学家群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如何直面“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给予回答，很可能会为拓宽知识创新之途提供另类解决方案。
最后，知识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根据考察的知识类型的不同，知识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也将发生变化。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常规划分之外，我们更倾向于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两类。前者适合于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或量性方法，如自然语言处理、语料库、统计学等手段；后者则需要采取叙事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阐释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质性方法。两种研究方法分别强调研究对象的共性和个性，看似互不兼容，实则构成有益互补。比如，考察影响地区或世界范围的重大概念的历史语义变迁，我们既可以使用数字人文的知识图谱技术和N-gram技术，也可以利用史学研究方法，如怀特的元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后期的微观史学的手段进行质性讨论。两者的结合是未来知识翻译学研究的趋势。
当下以及未来，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走知识创新驱动的道路。创建知识社会、实现知识共享，知识翻译学将大有作为。期待能够吸引更多学科加入讨论，以进一步丰富其内涵。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