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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独特的生存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审美意识，也导致了艺术生产的多样性和美学思想的差异性。西方美学可以说是关于“美”的学问，主要致力于分析论证“美”的本质与根源、审美体验的发生与结构，以及追求在艺术创作中显现“美”。相较而言，中国古代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目的不是“美”，而是通过“象”“境”接近“道”，体现“道”，也即“体道”。“体道”铸成了中国古代古典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特征。不仅诸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都隐隐约约地与“道”相关联，而且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方式、表述方式也受到“体道”这一核心问题的规定。
古代中国的艺术思考和美学思考始终不离“道”，其根本指向不在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而在于艺术与“道”的关系。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艺术欣赏，最终目的都是“体道”。“艺即道，道即艺。”只有“体道”的艺术创造，才能臻于“妙境”“化境”，否则只能停留于“技”，登不了大雅之堂。艺术创造既然是对“道”的体验，就不能通过理性认识去把握，而必须借助于“悟”，要“致虚极、守静笃”，做到“心斋”“坐忘”“澄怀味象”，从而达到对“道”的领悟。这是一个体味、妙悟的过程，遂使“味”“妙”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艺术是通向“道”的“象”，因此“象”就不能仅仅停留于“象”本身，而是要不断生发拓展开来，所谓象外有象、境外有境、言外有意、声外有韵、韵外有味、味外有旨……“象”总是无限地指向“道”，从有形进入无形，从有限进入无限。“象”与“道”所形成的张力引领我们去探寻“道”、接近“道”、体味“道”、解悟“道”，迁想妙得。王国维把这样的“象”称作“境界”，并赋予其极高地位。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原因就在于“兴趣”与“神韵”各执一端，而“境界”则同时包含了“象”和“道”，是能体“道”之“象”。
艺术既以“体道”为目的，就决定了中国艺术不拘泥于外在形象，注重感性形象的准确性与丰富性，而是向着简淡风格发展，追求“拙”“朴”“稚”，返璞归真，体“道”于原始鸿蒙之中。原始混沌的“道”是无规定、无限、无名的，它即“无”。世界由“无”肇始，万物由“无”而生。故而“无”在中国艺术创造和美学思考中就具有了独特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画中，赋形敷彩并不具有首要意义，相较而言，有无虚实的布局更需匠心经营。“无”在绘画中开拓出氤氲气象，令人投身其间，直面无限无形的“道”，与“道”相会相随，豁然有所得，甚至可以“离形得似”，据此“传神”。又如，中国传统文学评价以诗词成就最为卓著，而诗词又以平淡自然含蓄为上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宗白华把中国艺术中的美划分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认为两种美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但是，“芙蓉出水”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显示了美学思想的大解放。“错彩镂金”固然也能体“道”，但意象的繁复多彩毕竟容易遮蔽“道”，此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一旦洗尽铅华，如“芙蓉出水”，“道”反而得以彰显。以“体道”为目的的艺术无所谓美丑，所谓“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在中国古典美学视野中，美和丑可以相互转化。“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丑因其“奇”而展现了“道”，令人产生审美兴叹。丑与“道”相连相通，不再仅仅是丑，而是“丑而雄，丑而秀”。应当指出的是，艺术虽是“体道”的最佳途径，却不是唯一途径。生活可以艺术化，人生可以艺术化，寻常如“解牛”“运斤”，乃至政治谋略，于其间都可以“体道”，使其展现出艺术精神。“体道”是心灵解放的过程，它让人进入“游”的自由境界。
既然艺术以“体道”为目的，不在于艺术形象本身，也不在于模仿现实。那么，对艺术形象及其与现实审美关系的直接思考就失去了重要性，更没有必要像西方美学那样仰仗透视学、色彩学等。艺术形象和现实都是具体实在的，对它们尚可以作理性的乃至实证的分析。“道”则不可名，如何“体道”自然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理性的分析会扼杀艺术生命，只可得其“末”，得其“粗”，令“道”消遁。欲强为之名，则只能如庄子那样用寓言或隐喻，迂回从之。贺贻孙说：“诗家化境，如风雨驰骤，鬼神出没，满眼空幻，满耳飘忽，突然而来，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诗家“化境”并无理路可寻，其妙处不是通过字句诠释或理性分析所能把握的。“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诗人话底意思。”越是多用外来道理言语解说，就离诗意越远，离“道”越远，以至于窒息诗的鲜活生命。诗只可反复吟咏、玩味、品赏，涵泳其间，才能得其真谛。书画和音乐同样如此。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有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体道”。这使得中国美学思想是超乎一般理论形态的“理论”，其思想方式所依靠的是诗性智慧，而非逻辑思维。非逻辑的思维特征决定了中国美学范畴往往缺乏明确的意义界定，诸如“气”“志”“境”“韵”“神”等，其内涵朦胧多义，外延迁移不居，常因不同时期、不同使用者、不同文本而有所差异，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中国古典美学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反体系”的，它是由以“体道”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美学范畴共同组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贬低。相反，这正表明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属性。实际上，感悟、诗化、非逻辑性、非体系性表达方式恰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标志。因此，中西美学思想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发明，却绝不应该作简单比附，直接移用西方美学理论解释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建构一个体系，而在于美学范畴的梳理辨析，以及范畴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