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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其芳无疑是最重视图书资料建设的领导者之一，这倒不仅是因为他作为管理者对学术工作的规律、对科学办研究所的规律深有认识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者，仍在辛勤地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仍在不断地攀登科研工作的高峰，仍在努力攻克学科中的“制高点”，他深知学术资料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花大力气推动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建设。首先，他组织了以钱锺书、李健吾为首的图书资料委员会，这两位大研究家都是以学识渊博、掌握了丰富的学术资料而著称，对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建设工作怀有巨大的热情，他们先后担任了研究所图书资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如果没有他们，文学研究所在当时便不可能定购了那么齐全的外文学术资料，搜罗到那么多宝贵的古籍孤本。其次，何其芳还以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精神，物色并任命了一位并无大学文凭但自学成才、开过书店的人主持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他在搜罗旧书与孤本方面，既精明又起劲。在何其芳的这个班子的长期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图书资料书库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存书之丰厚，在国内名列前茅，即使与国家图书馆、历史久远的名牌大学图书馆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其芳经常为研究所外出淘书、购书，这本来就是为公家办事，他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专车，但他却都是交通自理，几乎从无例外。传为美谈、笑谈的是，他去旧书店或琉璃厂，经常带一把雨伞，淘到了什么书后，就打成一包，为了省劲，往往挂在雨伞上往肩上一扛，就步行而归。请设想一下，他一身布衣，一双布鞋，肩上用雨伞挑着一包书，慢悠悠地步行在琉璃厂的街道上，怡然自得，自得其乐，而为了免得眼镜从鼻梁上往下滑，他的头微微往上仰起，还得不时用手去把眼镜架扶上去……这哪里像一个部长级的干部？简直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究、书呆子……
何其芳的成就，除了他早年的散文与诗歌外，主要就是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的研究业绩了。虽然，由于传统的家教与他早年的文学兴趣及完备的大学教育，何其芳于中国古典文学早有学养，但真正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显著的业绩，却完全是在他担任了科研机构的“行政长官”之后的事，具体来说，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的事。他自己就曾这样说：“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则是关于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李煜词、《红楼梦》《琵琶记》……
几年之内，何其芳相继有“超级重量”的论文问世，说它们是“超级重量”的，是就其规模、篇幅与分量而言，它们是超常的，大大超过一般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如他的《论红楼梦》洋洋洒洒就有将近十万字之巨。就其论述的内容而言，它们是完整而全面的，包括了论述对象的所有的重要方面与诸多有关的学术问题。就其价值而言，其资料与引证是扎实的。其论述是清晰而有创见的，绝非老话套话，其语言是亲和、自然而有渗透力的，表现出美文家固有的功力。而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不说是振聋发聩，至少也是令人折服、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所有这些，奠定了何其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而这样的学术文化成就，正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白天做行政工作，晚上读书或写作”，他的不止一篇论文的完成时间，往往不是“清晨”，便是“深夜”或者是“节假日期间”。一个普通而可敬的思想者、耕耘者！
也许，更能反映出何其芳高洁优秀品德的是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在此书之前，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名声最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化部前部长郑振铎所编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相较之下，文学研究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在规模、篇幅与内容论述上，显然带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说它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此书的编写集中了当时文学研究所所有中国文学史学术研究的精英：上古至隋由余冠英主持，胡念贻、曹道衡等人参加；唐宋段由钱锺书主持，力扬、陈发琴、乔象钟、蒋荷生、王水照等人参加；元明清段由范宁主持，吴晓铃、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等人参加。全书并无主编署名，仅署出“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但据参加了编写工作全过程的刘世德先生在《怀念何其芳同志》一文中回忆说，在此书的编写中，何其芳其实是真正的主编，“从订立计划、开准备会到全书定稿，他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尤其是全书的初稿，都经过了他的细心审阅。所有的逐章逐节的讨论，他都参加了，他提的意见又多又细，大到对某一时期文学、某一作家或作品评价，小到某一资料或引文的核实，什么都有”，但“他不让大家选他当主编”，甚至“在编写组成员的名单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如此毫无保留地、无私地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一项集体工作中，却拒绝了自己应得的名义，甘愿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境界、这种人品风格，你还能找到别的范例吗？
我目睹了从何其芳到何其芳之后的几十年间文学史编写的发展过程，深知何其芳精神与何其芳范例的高尚与可贵，我至今仍怀念他的精神范例。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