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把目光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哲学关注的归根到底都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都是人的“自我形象”。自从苏格拉底把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转化成哲学的拱心石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关注着“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哲学家们不停思索、寝食难安。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人的问题史。实际上，“人的问题”这一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人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与人无关的问题，反过来说，与人无关的也根本成不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科学，而且自然科学，研究的都是人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不仅哲学与科学有不同的视角，而且不同派别的哲学也有不同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关注着人的问题，其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关系的视角去解答人的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这句话很有见地。其意就是，判断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动的特征。动物是如何生存的？动物是在本能的驱使下、消极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维持其生存的，所以，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人是如何生存的？人是在理性的引导下、积极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和实现自身发展的，“有生命的个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生成着人的属性，成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
所谓人的自然属性，就是指人的肉体组织、生物性的欲望和需要。马克思反对把人看作是纯粹的自然人，反对单纯地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人的行为，但马克思并不否认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活动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恩格斯形象地指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兽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生物特性。人的自然属性、生物性需要是人的生活的本能，是人性的重要方面。我们之所以反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因为它否定人的自然属性，扼杀人的生物性需要。在我看来，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压制人的生物性需要，更不是扼杀人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以一种合理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并不断提高这种需要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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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本是一种自然属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而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人的社会属性生成于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于社会关系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们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社会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的。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人成为君主，是通过肉体的出生实现的，君主的权利和尊严是生而俱来的东西，是由其肉体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证明了君主一定是生出来的，但没有说明出生如何使“君主”成为君主的。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通过出生获得自然生命和肉体存在，但这并不是他获得某种社会特权的原因和根据，相反，包括王位继承制在内的长子继承制是以私有制的存在为根据的，而长子继承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
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生物的本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则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了。问题在于，人的意识等精神属性是在实践中生成、实现和确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精辟至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也非常精辟。
人的精神属性，包括人的感觉和情感，也直接受社会属性的制约和规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一段形象而又深刻的话，能够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即使人的同情心，也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境遇相同的人，容易产生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半是怜人，半是自怜。
哲学不仅关注人的属性，更重要的，是关注的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曾指出，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哲学的最高的对象。在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上，费尔巴哈哲学的确具有真知灼见，但又有致命缺陷，这就是，费尔巴哈仅仅从生物学的“类”的角度看待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到社会关系之中。黑格尔说过，人要有现实的客观存在，就必须在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这是黑格尔在《美学》中说的，很有意思，也颇有哲理。如果说，被搬出庙宇、扔到荒野中的神像只是一块石头或木头的话，那么，脱离了社会的人只能是一个“两脚动物”。无论是所谓“狼孩”，还是所谓“猪孩”，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白，现实的人及其特征，是在后天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由他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决定的。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这就是说，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所谓的黑人的“本性”，而是黑人生活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
我们应当注意，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动物的本性是生而俱有的属性，人的本性也是生而俱有的属性，但人的本质则不是生而俱有的，人的本质是指使人成为人的根据。比如，马之所以是马，是因为它具有马的本性；某一匹马之所以是良马，是因为马的本性在它身上得到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这种使马成为马的特性，是马这个种所具有的类本性。类本性不是在个体之外存在的东西，而是个体本身生而俱有的自然属性。人当然也具有类本性。如果一个人不具有人所共有的类本性，当然不是人。人要成为人，从种的角度看，首先要具有人所共有的东西。
可是，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却不是生物学上的类，而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之所以构成人的本质，是因为人只有生存在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人，即使人的类本性，也会受到社会属性的制约，受到社会关系的再铸造而发生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爱是“天性”。实际上，爱也是人们在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凝结的感情，是人作为人的社会属性，而非天生的本能。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传说，所展现的爱情故事，爱情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并不是因为爱情是两个肉体人之间的私情，而是因为它的社会内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常说某人的行为没有人性。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没有人性，不是指某人丧失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指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社会公认的做人准则。
我们应当注意，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但这并不是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和谐的。实际上，当一个人属于社会统治阶级一员时，他可以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并通过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得到自身利益的满足；当一个人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一员时，这个特定的社会、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满足他的个人利益、实现自我发展的桎梏。随着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哲学不仅关注人的属性、人的本质问题，而且关注人的异化、人的发展问题。在我看来，有两种异化观：一是人本主义哲学的异化观，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异化观。人本主义哲学异化观的特点在于，它以一种抽象的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为根本标准来衡量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就是“人”的，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就是“非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异化观则认为，人的异化就是“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从人的本性出发，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看问题，人的异化就会成为一个神秘的、不可理解的现象；从生产方式出发，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看问题，人的异化就是一个现实的、容易理解的问题。
我们应当明白，人的异化不是人向非人的转化，而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于人们还没有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置于自己共同控制之下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扬弃，人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不是什么人性的“复归”，不是什么人的全面本质的失而复得，不是什么人的自由本性的失而复得，而是通过消除私有制，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支配并合理运用自由时间获得自由个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把人的发展与时间联系起来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那样，“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剥夺大多数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为基础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为代价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