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诗学繁荣发展的时代，诗话、总集、笺注等文本形式共同构成了清代诗学的丰富面貌和多样话语。其中，总集作为集部文献之中与别集并立的最为重要的类目，编撰方式在清代也有了更多的演进，不仅兼具保存文献和编选菁华的双重功用，而且逐渐融合了诗话、评点等多种批评方式，又借鉴了史学撰述、经学注疏的目次结构和阐释策略，成为一种“集大成”式的文献类型与批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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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编撰的诗歌总集，卷帙浩繁、种类繁多。既有大型的通代、断代总集，又有小型的地方总集、家族总集、流派总集。诗歌总集编撰与清代诗学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学思潮的迭代、诗学流派的论争、诗学观念的表达、诗学群体的标举等都常常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思想的表达和主张的宣传。清人编撰的各代、各类诗歌总集之中，明诗总集有百余种，是极具典型性的一类。
编撰旨趣：以诗存史与以彰桑梓。清代明诗总集的编撰，由于遗民、史家的参与，地方文学传统的建构，家族文学的兴盛，诗人群体的活跃等诸方面的因素，编选者的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编撰旨趣也更为明确，呈现出多样的思想趋向。
清人编撰明诗总集的活动，始于明清易代之后遗民文人保存有明一代文献的“以诗存史”观念。“以诗存史”实际上表达的深层寓意是“以诗存明”。就功用而言，“以诗存史”主要强调诗歌的史料保存价值，而这一观念的基本动力则是“明亡追究”，即对于明王朝灭亡原因的探究，这也是清初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衍生而来的是对于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强烈的保存文献意识和深刻的反思意识在《列朝诗集》《明诗综》等诸多明诗总集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钱谦益本人一直有撰修明史之志，《列朝诗集》虽然不是史书，但却融入了其“以诗存史”的观念。身处明清易代的变局中，钱谦益对诗与史的紧密关系以及诗歌的存史和记录功能有更多的认识。《列朝诗集》的“以诗存史”实践，具体表现在编选诗作和撰写小传两个方面。“以诗存史”也是《明诗综》最为明确的编撰宗旨。康熙二十三年（1684），作为《明史》纂修官的朱彝尊被弹劾降职，未能继续参与《明史》的修纂。《明诗综》的编撰，则是其史学思想的另一种实践。《明诗综》有求全图备之旨，无论是收录诗人数量还是选入诗作数量，在明清两代编选的明诗总集中都是居于前列的，目的正如其在《明诗综》自序中所言：“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
地方诗学传统的建构是清代诗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总集的编撰，是建构地方诗学传统最为典型的方式。同时，地方总集文本所附的序、跋和凡例，也都有对于地方诗学传统的明确表达。清代地方明诗总集的编撰，具有建构地方诗学传统的强烈自觉意识。其中，表彰桑梓的观念，是诸多地方明诗总集编撰的宗旨所在。
清代地方明诗总集的代表文献，较大的区域文化范围总集有如《山左明诗钞》《山左明诗选》总括有明一代山东诗人诗作，《全闽明诗传》建构明代闽诗传统，《明滇南诗略》存录明代滇南地方诗人诗作，《岭表明诗传》呈现明代岭南诗歌风貌；次一层级的较小文化地理空间总集有如《安德明诗选遗》辑存明代安德县诗人诗作，《武定诗钞》编选明代武定州诗人诗作，《明练音续集》表彰明代嘉定地方诗歌创作之盛，《明紫琅诗》阐释明代南通诗学传统，《沧州明诗钞》记录明代沧州诗风，《龙眠风雅》建构桐城文学谱系。
诗学观念：复古与性灵的对立消长。明代诗歌的发展，从总体趋势上讲，就是复古诗派与性灵诗派相互对立消长的过程。这是明代诗歌史最为鲜明的特征。复古与性灵之争，延续至清代，依然是清代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的最为重要的话题，贯穿于清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之中，在清代明诗总集的编撰中有具体体现。
清代明诗总集的编撰与诗学思潮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与互动。以复古诗学为宗旨的总集有彭孙贻《明诗钞》、朱之京《明诗汇选》、施何牧《明诗去浮》、沈德潜与周准合编《明诗别裁集》、黄传祖《扶轮广集》、郭其炳《明诗百一钞》等；以性情为宗旨的总集有王夫之《明诗评选》、陈允衡《诗慰》、黄昌衢《藜照楼明二十四家诗定》、王企埥《明诗百卅名家集钞》、鲁之裕《明诗钞》、汪端《明三十家诗选》等。
沈德潜与周准合编的《明诗别裁集》是清代明诗总集复古诗学的代表性文本。在沈德潜看来，前七子贡献在于力倡复古，上追雅音。七子派之后，公安、竟陵两派继起，沈德潜以诗教盛衰观之，对两派持批判态度。复古派诗学认为，以“复古”为旗帜的前后七子是明代诗歌的正体和主流，显示出明代诗歌向风雅回归的趋向。
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把诗学溯源到“诗言志”的传统，认为书写性情是诗歌的根本，诗歌的本质是言志抒情，确立了性情优先于形式风格的诗学观念，以此批判前后七子复古诗学的模拟和格调。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列朝诗集》的编撰中。与此相似，王夫之也极为重视诗歌的书写情感功能，对复古诗学持批判的态度，《明诗评选》的批评话语中对此多有表达。《列朝诗集》等倡导性灵诗学的明诗总集，直接影响了袁枚、赵翼等人的诗学思想。清代诗学中的性灵论展现出更多的理论层面。
群体风貌：边地土司与闺中才女。清代明诗总集的编撰之中，常以诗人群体汇辑类目或编为专集，边地土司与闺中才女是其中颇为引人瞩目的两个群体。
明代土司及其子弟文化素养有普遍提高，以文学著名者有贵州宋氏土司、云南木氏土司等。土司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文学群体，诗歌创作具有独立的风格和特色。清代明诗总集收录土司诗作者，有《列朝诗集》《明诗综》及《御定明诗》等。自《列朝诗集》开始，土司被赋予“诗人”的身份出现，《明诗综》则专门设立“土司”类目，《御定明诗》以“御定”代表了王朝统治和官方话语对土司诗作的评价。诸集所选土司诗人诗作，多被编选者刻意塑造“风雅”面貌，又有呈现所谓“中土诗”风格。土司由此被纳入诗歌史的整体秩序和书写之中。明诗总集辑选土司诗人诗作，呈现出明清时期文人学者与官方话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活动的文化认同意识和文学批评态度。
《列朝诗集》丙集“丽江木知府”条目，编选丽江木氏2位土司的14首诗作；《明诗综》“土司”类目，存录4位明代土司的8首诗作；《御定明诗》收录2位明代土司的8首诗作。三部明诗总集的编撰体例各异，收录诗人诗作的原则标准有别，而皆选入土司诗人诗作。土司以“诗人”的文化身份在总集编撰中较为集中地出现，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意义。
明清时期世家大族的联姻，形成了日趋浓厚的家族文学创作氛围，闺阁女性也具备了文学创作素养，女性的结社唱和成为日常活动。诗歌创作的活跃产生了相当规模的闺秀诗作，有的单行刊刻流传，有的合刻结集，有的则零落散佚。季娴编选的《闺秀集》和刘云份辑录的《翠楼集》是两部明代闺秀诗歌专门总集。季娴本人作为女性诗人，长于吟咏，有多种诗集刊行，汇辑有明一代女性诗歌文献亦颇具匠心。刘云份辑录的《翠楼集》收入明代闺阁诗人180余家，诗作700余首，其搜罗范围之广、卷帙之多，可谓明代闺秀诗歌总集的典范。
由于钱谦益、朱彝尊、沈德潜等人兼有学者、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明诗总集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旨趣、丰富的诗学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成为清人阅读、评论明诗的重要文本，进而直接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明诗批评。时至今日，文学史与诗学史对于明诗的诸多评价和看法，依然有很多来自清代明诗总集所设立的观念框架和理论基础。
一部总集便是一部诗学史。明诗总集的编撰是清代诗学的重要组成，在文献采摭、编撰宗旨、批评方法、批评话语等多个方面均显示出清代诗学的典型时代特征和历史演进面貌，又与清代诗学思潮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与互动。清代明诗总集的编撰，呈现出中国古典诗学极具特色的生命力和丰富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明诗总集与明诗批评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