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如沃尔夫就提出，“每种语言都是与它种语言各不相同的型式系统，其形式与范畴都由其文化所规定”。方言是语言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它与文化同样关系密切。有人曾将用方言表达的特色文化现象称之为“方言文化”，它包括地方风物用语、口彩禁忌、俗语谚语俚语、民俗活动用语、民间文艺用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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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重要因素、重要领域和重要软实力。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它们又汇聚形成了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研究值得关注。《“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提出，要扶持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要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要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留住乡情乡愁；要创新支持和激励方式，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将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景区景点。
方言文化汇聚形成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
安徽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当地方言大体以地理上的江淮分水岭为界，界北为江淮官话区，界南为赣语区。大约20年前，当地农户家还普遍养猪，当地人方言会话中常以“牛”代“猪”，如“你家今朝捉大牛啊”等说法。这种方言表达依托共处的现实语境、共通的群体心理和共有的百科知识，在交谈中采用非真值语义形式巧妙地表达了祝福或祝贺、赞美或期许等。同样是该地区，还局部保留着土葬习俗，方言丧葬用语中有“打炕”“开矿”“暖炕”等提法。这类保留地方风物用语、口彩禁忌等现象的方言文化难以尽举，在各种方志（尤其是方言志）、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等中都可查找。它们仅是方言文化中显性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如同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只是人类知识经验的一小部分。这些方言文化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文化心理有着密切关联，很多时候难以被其他方言文化区的人群所理解。当它们汇聚共存时，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就得以形成。择要而论，这种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复杂原因：其一，生存发展环境的客观多样性或带来方言文化多样性；其二，人类应对生存发展环境时的主观多样性或带来方言文化多样性；其三，不同方言文化各自发展和相互接触或带来方言文化多样性；其四，前述某两项或三项因素共同作用或带来方言文化多样性。
如果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语言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多元要素之间存在功能耦合关系（如使用方言撰写的村规乡约、契约文书就是有形体现），那么还可以从宏观视角来理解方言文化多样性生态的形成，与影响。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语言文化对人类生存发展中复杂性、不确定性因素的被动适应和能动应对。
关注方言文化传承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社会环境在变，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也在变，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研究也随之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人类社会三四代之间基本能通过“同堂共处”来实现语言文化传承延续，“祖孙传授”的方式甚至能把语言断层衔接起来。但同时，李宇明教授提出，“一种语言（或方言）在家庭空间的逐渐失守，便意味着其濒临危险，意味着语言之根的动摇”。再看当下语言生活现状，刘丹青教授提出了代际方言传承的断崖式下降、家庭私人环境方言使用的急剧萎缩、方言功能域的严重收窄等现状。换句话说，方言文化已然出现“祖孙断层”情形，由于祖孙异地生活等现实原因，“祖孙传授”这一方言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实施难度也在加大，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研究也随之更趋不易。
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保护和研究之不易，还源于语言生活领域之外的普遍变化。仍以前文举例的方言文化现象为例，现在该地区人口大量流出，地方习俗仅保留在一小片地区，相应的方言文化也慢慢失去存在的要素条件和依存环境。这种情形带有普遍性。究其原因，不管是方言，还是文化，总是需要一定的人口作为掌握、认同并使用它们的主体，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作为它们存在的环境。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人口跨国流动、跨区域流动。如此一来，“归园田居”“渔樵耕读”“晴耕雨读”或会成为过去而非现在，成为诗境而非实境，语言文化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隔”与“不隔”之别或会增多。换言之，面对城市化进程加速等社会现实，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研究更值得关注。
理念方法需要更新
知常守正，明变创新。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需要不断改进调查和研究的理念与方法。郭骏教授曾提出此前方言音系调查的一些尴尬状况：其一，被调查人常常看字读音，大多读文读音，甚至按普通话音来读；其二，调查字表中的一些字可能在方言口语中不说；其三，许多字已经不能用方言音来读。因类似问题的存在，邢向东教授提出，方言文化调查中应当贯彻五个理念：工程观、系统观、文化观、求真观、精品观。其中，“系统观”强调调查、记录时应关注词音与词义、词语与对象、不同民俗事象之间的有机关联；“文化观”强调要下功夫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求真观”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方言民俗文化记录、保存下来、呈现出来。这五个理念和李宇明、郭熙、赵世举等学者倡导的“大语言观”“大语言研究观”“开展从语言学出发的语言研究”等思想高度契合，推进语言研究朝着“从言语到语言、再从语言到言语和语言生活”的路径发展。
现象学理论方法常被视为通向事物自身和经验的生产性、开放性、批判性的路径，它既不遵循从普遍法则到特殊事件的演绎逻辑，也不完全遵循从特殊事件到一般法则的归纳逻辑，而是从被看见、被展示物以及自身显现物出发，将可能的意义或解释“融入”到这些事物之中。这可被理解为通向现象和经验的研究路径，代表着一种回到事物本原的、开放的态度——对差异和他者的尊重、敏感与开放。从现象学来看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保护，不同方言文化是相互区别的多样性存在，不应也无法统一、同一或合一。依据现象学的方法论，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保护与研究的关键在于多样性方言文化生态的描述、还原和保护。在此过程中，作为行为主体的参与者不仅要悬置和反思自身对多样性方言文化已有的经验、理解和理论，还要反思自身观察、感知和体验多样性方言文化的方式、角度和过程，以期通过实地、实物、实操、实叙式调查研究和保护，留存多样性方言文化的真人、真事、真情、真知。
（本文系常州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重点课题（19SZGZZ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纪委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