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胡塞尔在20世纪初期所见，“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心理学之昌盛有赖于实证研究之繁荣，然此“繁荣”背后隐藏着科学之于生活的危机。实证主义心理学（或科学心理学）所务之“实”，并非主体所“在”之“生活世界”，而是技术还原之后的“科学世界”，在此“科学世界”中，心理学之“偶像”无疑是自然科学之基本（即物理学）。“物理学妒羡”驱使着心理学将物理学研究中的还原方法带入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心理学实证研究的“终点”，正是将心理建构为数学模型以研究其“规律”，而这必然要求对前科学的生活世界进行物理学般的还原，并最终导致生活世界之迷失。
(资料图)
生活世界的本体论还原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中影响力最大的话题之一，并被法兰克福学派（如哈贝马斯）、社会建构论（如彼得·L. 伯格）等用以描述前工具理性或前科学的“直观世界”，由此延展出诸多不同的含义与指向。胡塞尔认为，科学世界是一个排除了与自身主题不相干成分的“理念世界”，是一种“理论的，逻辑上的构成物”，对实证主义心理学来说，就是排除了所有不可被测量、估算与纳入前验之“理论框架”的心理与行为活动的理想化“实验环境”或心理模型。需指明的是，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并非两个独立的世界，“科学世界的知识是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明性”。将生活世界理念化为科学世界并非是与生活世界毫无关联的“虚构”，科学世界的建构凭借的不是妄想，而是生活世界“预先给定”的自明性。问题在于，生活世界的理念化隐藏着对原初经验的逾越，并导致心理学家自以为“能够在观察中区分与观察者处境有关的东西与所观察的事物”，而不知自身及其“科学活动”亦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致使心理学研究者往往忽视自身研究所依赖的社会语境。当然，“外部效度”（尤其“生态效度”）愈发受到重视的趋势表明，科学心理学已经在自身的“理念化”中，寻求与生活世界的“贴近度”。然而，这归根到底只是心理学对“理念化”的“科学话语”的“修修补补”，而无法直观理念化“背后”的逻辑构成物，哪些来源于“事物本身”，哪些依赖于“未加澄清的假设”。事实上，在（科学）心理学家前反思的自然主义态度中，这两者正在被混淆起来，使得其要么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要么完全沉浸在对“社会语境”的肯定与“附和”中。
正如心理学家不可能脱离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亦会受到心理学话语的“改造”：米歇尔·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展示了知识如何渗透进现实的社会结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以其彻底的批判性展示了实证主义内蕴的“理性”正通过生产与消费机制“异化”生活世界。因此，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心理学成为“象牙塔”内的学科，建构独立之“科学世界”，而且是当科学心理学的“理念”成功地运用于生活世界的改造时，“自然人”将由社会机制“异化”为“实验室里的人”，“理念化”的科学世界将会“取代”原有的生活世界。可悲的是，这种“异化”与“取代”正由“心理学”变为现实：如消费心理学被运用于增强用户的“黏性”，教育心理学被运用于对孩童的“训诫”，社会心理学被运用于对特定人群的“控制”等现状。讽刺的是，这种现实恰恰保证了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可用性”甚至所谓“市场化”，维持了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繁荣”。然而此“繁荣”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异化”之上的“虚假繁荣”，并使心理学（对生活世界）的还原不仅是心理学学科的“内部问题”，更导致科学话语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前者的体现是心理学学科自身的“科学化”，后者的结果将是现代人心理的“科学化”。
生活世界的
方法论还原
当生活世界被纳入理念化的“操作性定义”中时，心理现象的生活意义便被抽离，情绪、感知觉、思维等心理现象也得以用数学抽象为可统计的模型。然而，当我们从心理学家自身的话语中走出而以反思性目光审视整个心理研究过程时，就不难发现在心理学以数学抽象化心理现象的过程中，生活世界已然被“模型”抽空了意义。这是理性对理念化世界的必然回应，亦是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追求同一话语的必经之路。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人”是与物理现象截然不同的主体，并会依据自身的人格、情绪状态等对心理学家的实验进行“解释”。在实证主义那里，这种解释被归于务须排除的“误差”，是被统计学合法排除的对象。而由于心理学家预设的理论与其方法间存在巨大的“解释空间”，他所能做的便只有修正自己的验证方法，直到其结果能够“证实”该理论。如此，即使心理学研究者寻求统计学的支持以获取“科学的形式”，即归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然而其终归停留于理念化的科学世界。即使心理学研究者意识到自身方法论之困境，亦难摆脱其学科范式的束缚，却必须对方法做出各种形式的妥协。如行为主义将不可客观测量之心理现象去除，而将可被测量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在“科学方法论”框架下做出的“妥协”，而将视点从行为转向脑神经科学不过是妥协的另一种形式，其本质皆是心理学研究者以“统计学”手段对“心理”的回避，导致研究者以愈发复杂的统计模型描述“心理”现象时，罗列了一堆统计数据后却发现原初的“心理现象”早已不知所谓。
用假设检验创始人费希尔（Fisher）的话来说，我们得到的“科学结论”，不仅依赖于对类似事物的“直观经验”，也依赖于对观测效应如何产生的一般性理解，而数学假设的成立与否必须“基于广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与“一般性理解”，恰恰容易被方法遮蔽。即使心理学家在他的研究中绝对严格地遵循实证主义的学术道德，也不可能避免先验于此研究之“理论”。因为理论无法从“理性”的“方法”中获得，如波普尔所言，“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所谓创造性直观”。然而正是这种“非理性”与“创造性”的消失，使我国心理学研究要么囿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要么只能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中拾人牙慧。囿于方法与理论的“解释空间”以及人的“可塑性”，理论上的“证伪”几乎无法实现，也使得理论的发展近乎停滞。
心理学以“价值中立”原则避免对心理现象的价值评判抑或“改造”，然而其又被社会赋予了“教化”或“驯服”研究对象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心理学科学话语之下构成了对生活世界的逾越乃至改造。而就心理学的发展来说，因其仍未建构其批判性维度，便愈发成为“单向度”的学科，即自然属性与数学方法愈发凸显，人文属性与价值性讨论逐渐式微。须知，心理学的许多进展，如同性恋、歇斯底里等“精神疾病”去病化依靠的并非“科学范式”，而是心理学家对社会与自身学科的批判性反思，是后现代哲学在心理学中的回响，也是对同一科学话语的反叛。总之，心理学如若抛弃“人文性”，专注建构同一的科学话语，或许会在所谓“科学性”层面更进一步，但必定会使“生活世界”愈发地被“异化”。而这般的心理学，只会是人之全面自由发展的阻力，不仅丧失了“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甚至“迫使”生活世界丧失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