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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4—200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获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开始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进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联络导师刘泽华先生，两年后出站。2004年出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9年出版《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始，与荣新江、李肖等先生一起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2008年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获2010年中国政府出版奖）。2017年出版《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武则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90余篇。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了500多件文书（以下简称“人大文书”），其中汉文文书300多件、于阗文文书160多件、粟特文文书13件、古藏文文书16件以及梵文残片50多件。由此，相关研究深入展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于2020年12月立项，2021年4月19日召开开题报告会，课题负责人孟宪实和子课题负责人段晴等发表计划。特邀专家郝春文、王素、张平、李肖、肖小勇等分别就课题进展、文书研究和整理提出建议。课题组成员荣新江、萨尔吉、史睿参与讨论。
课题组成员随即展开工作，主要由张晓辉、张美芳老师负责，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西域出土文书展开修复与整理。截至2022年6月，已经完成全部唐代西域文书本体的修复、测量、拍照、镶接等工作，在原有文书的基础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一包文书碎片原来没有进行统计，通过修复，竟然发现新文书几十件。文书上新发现了汉文、于阗文、婆罗迷文等全新文字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本课题的重要新发现和新成果。研究按照计划逐步展开，如今，首批成果已经面世。
根据相关文书提及的时间和地名信息，推测这批资料来自唐代杰谢镇（今和田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一带）。因为这里曾经出土过文书，所以新资料的出现不仅带来新的文书信息，更能够推动原有文书研究的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以《新资料、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文书研究》为总标题，分别发表四篇论文，围绕这批珍贵文献的学术价值展开论证。
在这批文书中，于阗语文书对于了解于阗这片绿洲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于阗历史，于阗文具有特殊性，是汉文史料之外产生于当地的本土史料。于阗文与汉文文献交叉对比、配合研究，是研究于阗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段晴教授的《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一文，利用人大文书的相关材料和研究，积极展示了这批文书的重要学术性。比如，这批文书之中有一件《一万颂般若》的梵文残片，证明此经来自梵文世界，而此前一直有人怀疑该经的梵文来源，甚至认为此经出自西藏僧人之手。现在，一个梵文断片，证明了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原有的怀疑是缺乏依据的。于阗文《僧伽吒经》残片的识读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学界通常的观点认为，佛教经典经过西域（包括于阗）传入中原，始终存在由西而东的过程。那么，在佛教传播史上，是否存在由东而西的问题呢？过去的研究往往从政治事件中探索这个问题，比如北凉余部从河西走廊退到高昌郡（今吐鲁番），河西佛教从而大面积进入西域。这可以看作是佛教由东而西的事件。但是，从佛教经典的视角，是否也能发现类似的过程呢？这件文书残片的意义，正在于此。通过研究得知，《僧伽吒经》的翻译首先有中原的汉译本，然后才有于阗语译本。这就告诉我们，西域与中原的佛教关系应该比此前的理解更加丰富多样，或许由西而东是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由东而西的传播进程。于阗的军政体制是如今许多人所不熟悉的，在唐朝被称作羁縻府。一方面，于阗的民政由毗沙都督府管理，都督的另一称谓叫于阗王。于阗国王和都督，在接受唐朝皇帝的册封之后才算合法。另一方面，唐朝中央在于阗有驻军，这就是于阗镇守军。那么，于阗百姓是怎样生活的呢？段晴教授通过人大文书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一位名叫勃延仰的于阗人，他是在于阗官府与镇守军的双重管辖下进行工作的。这是很有历史感的画面，为研究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提供了重要证据。
孟宪实的《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一文指出，人大藏的这类汉文文书不仅是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的，而且有纪年标志的汉文文书就有20件，这在各地的藏家中也是最多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带有武则天纪年的文书记。在此之前，学界了解的于阗出土汉文文书，最早的属于玄宗开元年间。武则天时代文书的发现，证明在武则天收复并重设四镇之后，相应的管理工作已经开始。安史之乱后，中央与西域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史籍关于西域的记载也十分缺乏。检核人大文书可以发现，人大文书主要是武则天之后和安史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这批文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对于于阗镇守军与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与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体证据，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的重要材料。安史之乱发生后，驻扎在西域的军队派出主力增援中央，导致西域的唐朝军力下降，保护西域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西域的唐朝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奋斗、加强团结，保卫西域长达四十年。这是十分难得的历史业绩，值得后人铭记。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国际商人，对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影响。虽然学界之前已意识到唐代于阗应该有粟特人光临，但直到人大文书的出现，学界才认识到于阗在粟特人商业世界的地位。毕波的《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一文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人大粟特文书中，有很重要的粟特人书信，清晰地表明粟特人拥有跨地区商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而于阗就是粟特商业网络的重镇之一。对于粟特商人经营的具体商品及其经济实力，这些文书也有所反映。尽管信息有限，却强有力地印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状态。
于阗的唐朝守军，主要来自中原。段真子的《汉文典籍与书法帖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文书为中心》一文就讨论了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即中原的传统典籍在唐代和田地区扮演着何种角色。在人大文书中，既有《孝经》等儒家经典，又有《兰亭集序》《尚想黄绮帖》等书法摹本。安史之乱后，虽然昆仑山下的唐朝军队已与长安失去联系多年，前途未卜，但唐朝军人还有可能在背诵《孝经》、教孩子临写王羲之的书法。通过这些残纸断篇，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而所谓文化生命力，正在于一般百姓、普通士兵的坚持。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希望这批材料能为我们揭示更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当时该地区商业、军事、语言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了解，从而加深我们对唐代的西域管理和丝绸之路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