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区域地理社群与文学的关系非常紧密，许多区域性文学派别往往以本地社群为基础发展壮大，如宋代的江西诗派。当下学界对文学派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学意义上的派别分类，侧重文体规律、思想宗旨、艺术得失等因素对文学派别图谱建构的影响，而以区域地理社群为基础的诸多流派尚未被纳入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古代文学的立项也多集中在文献整理、经典诠释、域外传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文学史书写等方面，侧重对文本的个案疏证与文学史的宏观建构。从区域地理社群视角切入文学研究的立项仅《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两部著作，前者侧重文学社群与广义文学的关系研究，后者侧重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社群的考证，目前尚未见有学者以区域文化切入文学派别研究的选题思考。
区域地理社群与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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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学史编写通常以时间作为贯穿作家作品研究与文学现象分析的线索，“背景、生平、思想、艺术、影响”则为文学史编写者的观念对象。众所周知，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脱离空间形态的文学史编写是不具体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科·莫雷蒂教授在其《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 年》一书中，就以“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来思考文学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忽略了空间结构在文学史上的普遍意义，以空间叙事为文学史编写范式的“重写”思潮愈渐流行。中国文学史如何“被重写”成为当下学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梅新林主张以“场景还原”“版图复原”“精神探原”来构建一部新的“空间文学史”，杨义则主张以立体的“空间地理”来重绘中国的“文学地图”，这为我们从空间地理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地理社群视角切入文学史研究，可以推动中国文学史在文学派别研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学者陈洪与袁世硕已经认识到这一研究思路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文学史书写，在他们各自主编的新的文学史教材中，便把区域地理性士人结社作为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和文学“推动器”而重点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士人结社史，梳理区域地理社群的结构形态与演进路线，并以此观照中国文学派别的形成、演变，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与尝试。
区域地理社群与文学派别图谱重构
在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中，从区域地理视角出发对文学派别进行甄别考辨、系统梳理，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专项或专业型的研究思维限制了研究对象之间的互照性：研究文学社群的学者对文学社群考辨甚详，研究文学流派的学者对流派风格论析甚明，各自服务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割裂了社群与派别之间的因循关系。因此，当下需要的是从区域地理社群视角出发，对文学派别发展史来一次“大考辨”，做一次“大手术”，进行一次新的图谱建构。既要考辨出哪些社群最终发展成了文学派别，哪些社群只是组织形态或文化现象，又要具体分析建立在区域地理社群基础上的文学派别的创作特征与活动情况。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学派别的出现是区域地理文化长期积累与演变的结果，而非一日之形成，一时之现象，而且有些文学派别是当地社群承前启后的传承结果，而非孤立的、一时的文坛“走秀”。
比如，明朝末年以组织形态存在的作为文坛主流样态的复社，在文学史上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复社究竟是一个文学性社团，还是一个文学性派别，抑或一时性的文学潮流？学者们意见不一，亦未见有对其进行概念性界定的专门研究。从文学现象而言，它是一种组织形态，从文学派别而言，它又是一种风格形态，具有多样性、发展性、松散性、延续性、联系性等特征，因为复社经历了一个由“小域”到“广域”、由“单社”到“联社”、由“科举”到“文学、政治、学术”的发展历程。如果说复社不属于文学派别，但其又符合文学派别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其属于文学派别，现有的文学派别研究著作又并未将其纳入学术体例。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有引“社”名入“派”体的案例， 但“社”与“派”之间并非互换关系，称“社”为“派”须符合“派”的四个核心条件：盟主、统系、风格和群体。如果以此观照文学社群与流派，中国文学派别发展史需要重新改写和定位，众多区域地理社群意义上的文学派别需要被纳入考察范围。如果将复社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其中又包含散文派、诗词派、学术派、科举派、尊古派、唐宋派、七子派、江西派、上江徽派、太仓派、武林派等等，这就有进一步甄别界定的必要。这也是从区域地理社群视角进入文学派别研究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即打破原有割裂的文学派别史观，重新定位和构建新的文学派别图谱，把众多文学社群纳入文学流派史的视野，为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提供新的编写思路和体例。
士人以“社”自娱，自魏晋以来，乐此不疲，至明末更是“无地无社”，区域地理社群文化传承导致地域性文学派别林立，但区域地理社群形成文学派别的可能性在哪里？其中三点尤为重要：第一，社群领袖即派别盟主；第二，社群规范化的文学宗旨为社群成员形成相似的文风提供了可能；第三，社群文学活动目的明确，组织严密，有力地推进了派别文学思想的传播。以上三点为我们重新界定社群与流派的概念、建构新的文学流派图谱、梳理“社—派”关系、考察区域地理社群派别创作风格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文献基础。
区域地理社群与文学范式新变
以区域地理社群视角切入文学派别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重新界定文学社群与文学派别的关系及概念；重点研究社群的区域地理文化传承如何形成文学派别，并呈现其地域性特征；考察社群的区域地理基础及其与本地文化的渊源与演变；梳理社群形成文学派别的内在逻辑动因；重新构建新的文学派别图谱结构、地域分布以及甄别成员等。其中的焦点问题是，这些社群是如何发展成为派别的，其流派统系的渊源在哪里，创作风格的多样统一性如何体现等。
例如，明初以馆阁文人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重在“颂圣”“歌平”的“台阁文学”主盟文坛，文坛风气多受宫廷影响；随着科举八股文格式定型化，以切磋八股文技法为目的的具有科举互助性和民间教育性的文社渐兴，文社在明代中后期遍地开花，在领袖人物张溥、张采的奔走联络下，各地文社逐渐形成复社联盟。因这些具有联盟意义的科举文社操持选政，从而影响了文坛选文的标准，文学权柄由朝政旁落到社盟。社盟文人不再受朝政大一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多选择本地乡贤为盟主和师法统系，如以艾南英为领袖的江西豫章社选择欧阳修、曾巩为师法对象，他们之所以如此选择，除了欧、曾的古文简而有法，维护道统，有益于时文借鉴外，还在于二人皆为江西籍；而兴起于江苏太仓的复社则以前后七子为宗，这不仅因为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上的独特贡献，还因为七子派的领袖王世贞是太仓人。可以说，不同社群选择以本地乡贤文人为宗，是社群文人群体的区域观念与利益选择的表现，这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在文学社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学流派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
区域地理社群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传统“文献梳理”“科学实证”“艺术评论”等方法论基础上，引入这一研究视角将会发现很多新的社群派别，构建出新的社群派别图谱，可以为中国文学史撰写提供新的素材和书写范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区域地理社群文献整理与明末清初文学派别思潮图谱构建研究”（21BZW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