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说深圳有一张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我相信，罗湖区莲塘街道这一极小的区域是深圳诗歌书写的一个代名词，这里聚居着近十位当代诗歌写作者，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隐性的诗歌群落。我将这一群落命名为“莲塘诗群”，它是当下深圳文学版图中的诗意部落。

我2005年下半年来到莲塘居住，至今在此生活了16年。生活中，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在莲塘我总是能遇见诗人、小说家，还有不同文体的写作者。有时碰见是偶然的，多数时候的聚会则是有意的。

很难说，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对其写作有多大影响，但莲塘作为写作者的中转站与栖居之地，不经意地弥散在写作者的文本当中，这是可见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在莲塘写诗，在梧桐山下、在仙湖旁打磨词语，直至季候风带来密云、暴雨与汗珠，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就在此地的真切。

莲塘在哪里？

从小梧桐山顶看莲塘，可以清晰地看到莲塘就是梧桐山脚下的一小片山坳，1982年深圳摄影家何煌友在梧桐山上拍过一张远眺深圳城区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莲塘的位置就是一片水田，但现在你从高空俯看，会看到这里全是楼房。

莲塘在罗湖区最东边，从莲塘经罗沙路，穿过梧桐山隧道，就到了盐田区。从地形上看，我乐意把莲塘比作一只布袋，袋口的位置是莲塘口岸与广岭家园，南边的边际线是深圳河（深圳河以南为香港），北边的边际线是仙湖深处，袋底则是梧桐山下北起弘法寺南至长岭村这一段起伏有致的山麓。

40年前，作为深圳最原生态的村庄之一，莲塘有莲有塘当是肯定的，今天关于莲与塘的实物与意象只能存在对这一地名的想象中了。与其它罗湖区典型的村庄相同，莲塘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到工业区，再到城市商住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新千年的前十年，工业区厂房与城中村是这里的主要“部件”与景致，这里最显眼或可称为标识性的企业是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厂，这从莲塘的主要干道国威路都与这家电子厂同名可以看出。今天，这里最主要的工业区变身为罗湖区高新技术产业第一园，整个莲塘主要成为一个以生活与居住为主体的街道。

因为依山傍水（背靠梧桐山、仙湖与深圳水库），莲塘有着天然的宜居环境，虽然位处改革开放最早的罗湖区，但却是闹中有幽静（与山为邻，可以随时上山，在山坡上眺望，或在山顶处鸟瞰），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在此定居的主要原因，或许这也是众多的诗人、作家选择在此生活的重要原因。

莲塘的文学气息

如何界定一个地方的文学气息，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话题，不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莲塘的坡度是其地貌与环境上文学气息的一个象征。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05年第一次来莲塘看房子的情景，那时站在国威路的最东端的坡顶看下去，一条2000米左右长、双向单道的公路，两边绿树成荫，展现出一种宁静与祥和，让我感受到诗意的弥漫，当即决定在此定居。尽管后来这条路经历了不停地翻修、地铁修建、砍树等种种城市快速更新的病痛，现在两边重新种下的树木还未长成行道树的景观，但我还是喜欢这条路所呈现的舒缓的坡度。

在莲塘有这种坡度的路还有仙湖路与梧桐山南路，南北向的仙湖路一直通到仙湖的里面，而梧桐山南路则是一条没有机动车行驶的绿道，这些路都是散步的好去处，而散步通常也是思想的路径与写作的前奏。

行走在莲塘，我时不时会偶遇到作家与诗人。之前小说家丁力住在相邻的社区，我外出买菜或下班回来，常会在他的小区门前碰见；宋唯唯之前也住在距我只有几百米远的小区，那时她儿子在上小学，常看到她儿子跑在前面，她拎着书包跟在后面。当然，现在他们都搬离了。

对于很多写作者，莲塘只是过往的一站。我刚来莲塘定居那会儿，诗人潘漠子、黑光在晴柔路租了一个厂房做雕塑工作室，就在我家旁边200米远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片工地，在建安居房。我的房子当年是诗人程鹏做的简易装修，他那时自己接活做，有一单没一单，也刚接触诗歌，他开始写诗多少受我影响。很多年前，我知道一位低调的诗人董权也住在莲塘，诗人海上来深圳时，会约他一起相聚，后来他搬去福田了。诗人杜绿绿刚到深圳时也住在莲塘，那时她常来我家串门，后来去了广州。

在深圳，人的流动可谓家常，搬来搬去的日子，也展现出这个城市的活力。有人搬离，也不断有人到来。诗人余丛从中山来深圳，我陪他在莲塘找房子，他很快就在我家附近敲定了一套二手房，之后他与诗人吕布布就一直在莲塘安居至今，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两年前的一天，我在车库的电梯口碰到诗人苏十三，颇为惊奇，原来他搬到与我同一栋楼居住了。

在我的接触与观察中，至今在莲塘或工作或生活的诗人还有张尔、余文浩（羽毛）、宝兰、李传宜，以及编剧老家阁楼，小说家吴亚丁等。张尔可能是我们这群诗人中最早在莲塘落脚的，他父母、姐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这办幼儿园，他早年在深圳的生活轨迹自然与莲塘有着诸多联系。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我父亲、女儿也在深圳，我们与张尔一家人就在莲塘的一家餐厅一起吃的年夜饭。

一个街道聚集了如此多的写作者，或许这一事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学性。莲塘有一条路叫聚宝路，或许这个有意思的路名象征了莲塘所具有的集聚力。我在莲塘做过一件与文学相关的最张扬的事就是在自己家里办诗歌手稿展与朗诵会。那是2007年11月10日下午，我做了一个“玩具城”的艺术项目参加第二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其中的一个单元就是“玩具城·装置的诗意·诗歌手稿展”，我把这一单元称作“手写体的慰藉”，此次展览我邀约了40多位诗人朋友的数十份手稿（有些不认识的诗人，看到消息也寄来了自己的诗稿），当天我把各类形态的手稿布置在房间的各处，连阳台上也摆放着刻写在泥料上的诗稿。当天来了30多位诗人、艺术家看展。我们还举行了现场诗歌朗诵，用手写体与方言向城市表达诗意的珍贵。我现场读了我的长诗《美人》，我女儿也第一次、当着众多的陌生人朗读了一首诗。

2014年，南京诗人育邦来深圳玩，阿翔、余丛、吕布布以及我陪他夜游仙湖植物园，我们还以仙湖为题写同题诗，育邦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湖水，这世界的隐秘部分／恪守着生活的日常规则”，当然恪守着生活的日常规则的还有诗人自身。在时间的累积中，在莲塘，我逐渐地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沉迷，我的节奏在慢下来，我通常上午出门，在畔山支路常能听到锣鼓声与丝竹声，深圳粤剧团排练的声调总让我陷入恍惚。在我看来，这也是莲塘文学气息的一种。

莲塘的诗歌气象

谈及莲塘的诗人及其写作，我想从余丛的诗谈起，同为70后，在写诗的旅程上，我们都似乎进入了《困顿之年》——“站着睡觉的人／借过冬风的刀子／枯山水／无寄遣怀／／躺在冰刃上／况乎翻身／惆怅的诗意／纸面的霜白／／那中年／装睡是叫不醒的／写小诗／句句倒春寒”。

余丛的这首诗写出了一个中年人的人生况味。我们1998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一群诗人在深圳办《外遇》，余丛是成员之一。2000年左右余丛去了中山，多年前我曾写一篇小文《中山城里的余丛》，记述他在中山的生活状态，没想到十多年之后，他又回到深圳，与我相邻而居。余丛并非一个多产的诗人，他的诗简洁中蕴藏着一种爆发力。2010年，余丛出版诗集《被比喻的花朵》时，我曾写过一则短评：“余丛的诗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接近‘诗言志’的古训。呈现的句子越来越少，判断的句子越来越多。如果说他早期的诗中，常见语词的平衡术与技巧的话，他现在的写作，已经基本摒弃了这些东西，他毫无矫饰地说出心中所想，他的诗是与快速的、机械的、暴力的社会的一种摩擦……”个人认为，这一评价，在今天应还是有效的。余丛这两年的诗，同样以短制居多，而且从中读者也能看到生活环境的元素，如《问候》《山泉》两首诗中，就写到仙湖与梧桐山。据我了解，生活中余丛喜欢跑步与爬山，而这两项爱好，莲塘周边的自然，正可以满足诗人的日常。

同为《外遇》主创之一的还有张尔。张尔的诗喜欢语言的历险，他常将生活中不相干的元素拼贴在一首诗中，产生语言的意外与张弛的诗意。2011年，张尔出版首部诗集《乌有栈》，此书为70后印象诗系之一，曾获第八届深圳青年文学奖。此书的封底印有几位诗人对张尔诗歌的短评，其中臧棣认为：“张尔的诗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现实感，一方面诗人对现实的迷乱怀有高度的警醒，但又未流于廉价的愤怒，另一方面在疏离现实的同时，他的诗又强烈地展现出一种内心的真实和语言的自尊。”

张尔诗中的“现实感”，也是我喜欢他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2020年出版的新诗集《句本运动》中，我读到了一个更开阔的张尔。诗集中有一首《现实》，让我看到诗将现实化为诗意的高超本领：“一日或永恒，镜头化出无数枚针孔／将世界汲入暗室监视的无垠。／／岸边，鲟龙裸露着鳞片，缩紧／肉身，骨刺在餐盘中分离，又鸣奏。／／财政猩红的曲线裹起绣球，抛挤媚眼。／一名小吏挥泪无产秤砣，在地下造句、生火。／／诗，这雪后滑体的词语矿山，振臂一倾／手心沁出的汗渍慢慢冷藏社会余震的残温。”可以说这首八行短诗集结了张尔独特的语言方式与诗艺，以及他对诗歌与诗意的理解。从现实中抓取的意象与场景，指向关于诗的个人化定义。收入在此诗集中的组诗《壮游图》，将“日常、行走、精神漫游、内心活动以及对宇宙万物的微观体验”融于诗中，写出了一位诗人的精神历险与成长史。

近年来，张尔不仅仅是作为一位诗人，更多以一位诗歌文化与艺术推动者的身份与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认知里。他创办《飞地》诗歌杂志、飞地书局、飞地艺术空间，组织相关诗歌活动，为深圳营造了一个诗歌的交流平台，得到国内众多诗人的称赞。

余丛、张尔与我都是70后一代诗人，虽然各人的诗歌风格都不一样，但我们成长的精神背景却有着类同，而且早年就在深圳一起办民刊，见证了彼此这么多年的变与不变。当然，在莲塘诗群中，除了70后，还有更年轻的80后诗人，如吕布布、何招鑫（苏十三）、程鹏，也有稍年长的60后，如余文浩、宝兰。当然，莲塘诗群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未来也期待更年轻的诗人加入。

在2019年，罗湖文联与罗湖作协曾支持出版了“南方叙事”丛书（11本），其中4本是诗集，分别为余文浩的《早晨在植物园里》、何招鑫的《北面的山》、吕布布的《幽灵飞机》、谢湘南的《深圳诗章》，而我们四人正好都是莲塘诗群的成员。

余文浩的诗，与日常生活同样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他的诗中，可以读到那些瞬间的幸福、快乐与温暖，常人不经意的诗意瞬间，经由他的妙笔捕捉，成为令人难忘的阅读体验，有如他的一首诗所写“生活在描述中”，“象征是后来的，象征偏离了生活”，他的诗也是他诗歌观念的直接呈现。质朴的生活观察，对事与物的有感而发，《早晨在植物园里》这本诗集，可以说是诗人献给生活的“小情诗”，诗人在植物园的抒情，自然、散发着植物的绿意与光照。这部书集中有众多生活细节，读来可以看到诗人对生活环境（如《在仙湖边上》《欢喜》《早晨在植物园里》等诗），对所生活城市的热爱。

吕布布行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她的诗歌有种掷地有声的品质，在诗集《幽灵飞机》的第一辑中有一首《莲塘》值得细读与品味。其中写道：“……悉心准备，迁往仙湖的生活就要开始／／安静的莲塘，它很快就会与我息息相关／街灯暗黄，群山碧绿，一天中雨落九回／这适合诗人居住的地方／／阳光凛然而不知所谓。我挥舞着消毒水／／朝电视塔方向喷射，‘这里不是绝望的地方。’／‘是的，没有绝望，我失去了我的方式。’／／在城市的东部，密林啃掉了忧愁／现实，一匣无痛的牙签／就要剔出酸楚的物质。雨打弘法寺……”诗人从八卦岭搬来莲塘居住，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在想象的仙湖与现实的电视塔之间的情绪切换。“这适合诗人居住的地方”就这样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欲望。

何招鑫的《北面的山》是一首诗，也是一本诗集。“北面的山”是实指还是虚指？都有可能。生活在山下城市中的人，时常要面对的是如何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如何抗击生活的压力，如何找到精神的寄托（平衡器），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何招鑫在他众多的诗作中透露了这一秘密。他用舒缓的语调与节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心灵“秘境”。

何招鑫毕业于深圳大学，同为80后诗人，何招鑫在深大中文系上课时，诗人程鹏可能在工地上挥汗。程鹏2003年来到深圳，当年我刚进入媒体工作，当年《诗刊》在深圳大家乐舞台做“春天送你一首诗”朗诵会，我们都去了，据他说我们在那里相识，其实具体细节我已想不起来。那时候程鹏热爱诗歌，常问我一些跟诗歌有关的问题：如何写诗？如何投稿？如何才能参加诗刊的“青春诗会”？当然这些算是正常的问题，印象中还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不在此赘述。2005年我在莲塘买了房子，他自告奋勇帮我装修，我没多少预算，就让他简单把活干了。后来听说他去北京生活了几年，并走向了写诗的“正轨”，真的参加了“青春诗会”，打工的人，兜兜转转，这些年又来到深圳，生活状态自然比初来深圳时好了很多。

莲塘诗人群中，我与宝兰认识算是最晚的，应是在八卦岭飞地的一次朗诵会上，活动结束后简单聊了几句，她说也住在莲塘，一下子觉得亲近了许多。宝兰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位诗人，她阅历丰富，在诗歌中对生活经验有着准确的提炼与把握，而且常展现睿智的思想火花，常常在当下、过去、未来之间呈现出自己诗性的发现与判断。

这些就是莲塘诗群诗人当下的写作（抑或生活）状态，或者也可以看作莲塘的诗歌气象。2021年8月29日，莲塘诗群在罗湖文艺家之家宣告成立，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有态度、有立场的文学集结与发声。虽然诗群成员的写作面貌不尽相同，也各有各的写作趣味，但我们的写作与深圳的城市生活与城市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内在的联系，正是此时此地的火热生活体验，形成了我们各自的叙事轨迹与写作风格。我们提倡一种接近自然、接近生活本真的诗歌写作美学，并在各自的写作实践中形成现实的，也是灵动与高远的写作图景与谱系，将诗意生活与诗性探索融合在日常的交流与持续的遇见中。

统筹：李岷

制图：勾特

编辑：李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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