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句“为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路生梅，扎根陕西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呵护数万名婴幼儿安康，直到青丝成华发。
75岁的她仍未“归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礼堂内，路生梅用“京味儿”普通话说：“我会在祖国更需要我的地方，坚守到最后。”
路生梅、徐文严、巴桑邓珠、周俭、周行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在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的现场交流活动中，他们用一个个奋斗写就的人生故事，让人们为医护者的大爱、为健康中国70年来一步步艰苦的攀登而动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多地疫病横行，人民缺医少药。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年轻的燕京大学医学生徐文严下定决心，“以医学报国”。70年过去了，他“深耕”传染病防控：参与制定国家防治计划、重启疾病研究和人才培养，致力艾滋病防控中国方案……
今年，已是皮肤病性病防治领域专家的徐文严，现场观礼了新中国七十华诞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心绪难平。“我们个人渺小的一生，能奉献给国家医疗条件的进步、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了无遗憾!”
“人民健康70年的历史中，写满了一代代卫生工作者的奋斗芳华和铮铮誓言。”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说，不负韶华，守护人民健康初心不改，是“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身上最值得人们汲取的精神力量。
他们以精湛医术和仁爱之心，一次次帮助患者闯过激流险滩——
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肝切除和肝移植手术是其主要的根治性治疗手段，但风险高、难度大，被称为普外科手术的“珠穆朗玛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医师周俭正是一位“攀登者”：8000余例肝切除和2000余例肝移植临床经验的积累，让他向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发起冲锋。
传统情况下，肝癌病人直接切掉全部“坏肝”的话，如果正常肝脏剩下不到30%或40%，必死无疑。但周俭却打算利用肝脏再生的功能，先把肝脏好、坏两部分完全劈开，切断“坏肝”的部分血供，等待“好肝”长到足够大时，再用手术彻底切除“坏肝”，“起死回生”。
2013年4月，周俭成功了!一个用传统手术治疗不可切除的巨大肝癌被他用这种革命性的手术方法切除了，这也是亚洲首个成功的案例。此后，他未止步不前。在汤钊猷和樊嘉二位院士的指导下，周俭带领中山医院肝外科年年创新。
一天十几台手术，每台手术都要分毫不差……周俭的一天常常以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结束。但他说：“每救活一条生命，心里的欢喜是无法形容的。这份工作是累，却给了我很大的快乐。”
他们以人间大爱和忠诚担当，把人民安康当成毕生的追求——
赵坚，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年仅3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高原。
这位坚韧不拔、技艺精湛的“赵医生”，是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也是同事和学生们眼中的“暖男”。在心内科最繁忙的暑假，总能看到赵坚为贫困先心病患儿申请救助基金而奔忙的身影。他申请救助的患儿超百例。
偏远贫困地区是先心病高发的地区，赵坚渴望去那里“做良医”。从援滇、赴青海果洛巡回诊疗到援藏，他总是主动报名、说走就走。2019年7月，刚来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没几天的赵坚马不停蹄：去贫困户家里为三岁的先心病患儿诊治、撰写科室计划……没想到，凶残的病魔却让他的人生壮志戛然而止。
他们以温柔初心和无畏坚守，在健康中国的征途砥砺前行——
国际知名眼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周行涛以激光为“刀”，让无数孩子重获光明。他的兜里总放着一些彩色的巧克力糖果，让不少患病孩子破涕为笑。“手术刀是冰冷的，但我希望孩子们能永远记住这一点点甜。”
山高路险、雪灾、高原强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主任护师巴桑邓珠在康巴山路上护理伤患，一走就是40年。他是我国第一位获南丁格尔奖章的男护士和藏族护士，“医生和护士，就像高原雄鹰的两个翅膀，缺一个都飞不起来。我要永远飞下去。”
救人危难的生命“摆渡人”、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在疫情“火山口”编织防控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大灾大难中“最美逆行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张必科……这些“英雄”，像一束光，照亮了生命的长路。
当98岁的恩师、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张金哲院士在大屏幕上挥着手，勉励大家“继续做下去”的时候，立志要像老师一样“出诊到最后一刻”的路生梅泪流满面。
医者仁心薪火传递，崇高精神代代相传——向这些闪光的名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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