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士其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以下简称《理性主义的政治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言简意宏，以理性主义的政治学为主线，梳理了西方思想传统的流变脉络与内在困境，在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对观中提示了可能的超越路径。
《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 资料图片
除后记外，该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在绪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将理性主义作为贯穿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特征，并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全书内容的基本理路。第一章回到理性主义的源头——古希腊思想，将理性主义归纳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个方面。古希腊思想家一方面追求对事物中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确定性的“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确立了进行这种认识的特定思维原则，即逻辑。由此产生了概念体系和有利于学习、传播、积累、再创造的普遍知识。作者特别强调，在确立理性主义地位的同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深知其中的简单化、平均化倾向。因此，他们在理性与经验、理论与事实之间仍能兼顾，对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有充分领会。
第二章分析了理性主义在近代的基本表现形式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体现。随着理性主义及相应知识体系的发展，物质精神财富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追求确定性是人的理智需求，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则使确定性完全从属于人，并反过来规范人本身。前者的代表是笛卡尔，他在启示之外找到了保证正确的东西——怀疑本身不可怀疑。然而，逻辑规则可以自洽，但不能为自身提供证明。后者的代表则是霍布斯，他为使政治学更“科学”而不惜将人性扭曲、抽象为欲望，屏蔽了人与人的差异及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作者认为，近代理性主义带来的知识成果毋庸置疑，但忽视真实的个体性、差异性、可变性，使矛盾冲突不断积累以至无法调和，带来了无穷恶果。
第三章论述了理性主义支配下的现代政治带来的成就与问题。在现代政治中，理性主义孕育了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但随之而来的制度迷信、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成为现代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作者分析了不同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虽然他们批判了理性主义对统一性、普遍性、确定性的片面追求，向多样性、特殊性、可变性开放，但在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标准上，对本质性、体系性、明确性、可验证重复的要求仍被坚持下来。作者认为，理性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片面追求同一性违背了事物不断变化的真实。然而，对这种脆弱同一性的醒悟又容易滑入“虚无”。由此，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陷入困境。
第四章与结束语在中西两大思想传统的总体性对观中讨论了如何超越西方理性主义。在作者看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来超越理性主义，并从三个方面总结对比了中西思想传统。
首先，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中国的“理”与西方的“logos”都指向某种根本法则，但西方理性主义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强调统一性、普遍性、确定性，排斥矛盾。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更能够容纳多样性、特殊性、可变性，关注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相对因素的相互作用与事物本身的深层关系，不排斥矛盾而以相对因素的消长（阴阳、有无）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动力。
其次，中西思想都力求“真知”，但对事物根本法则的不同理解带来了不同的知识体系。相对于西方理性主义追求的“客观”知识，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知识的个体性、不可言说性，同时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把这种智慧付诸实践需要审时度势、慎思明断。当然，这意味着知识缺乏规范和标准，很难被人们把握、发展、传播，容易导向模糊暧昧，且可能陷入自我中心和实用主义而忽视纯粹知识。当然，中国传统思想对此也有警觉。《周易》就是为了找到相对确定的方法，只是在可重复、可验证方面仍有不确定性，而这正是西方科学精神可以有所补益之处。
最后，作者将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决定性差异归于对待“变化”的态度。相对于理性主义对本质确定性的强调，中国传统思想表现出反本质主义的特征，即强调事物内在矛盾的发展变化。理性主义本质论追问“是”，追求抽象的不变定义，中国传统思想则强调变与不变同时存在，探寻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对变化的准确认识，注重人与事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比中西思想传统时特别强调了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海德格尔批判理性主义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明确地以时间性基础之上的可能性来认识人，向可变性开放。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意识到，理性主义对“无”的拒斥与相应的对“有”的狭隘化是其根本缺陷。而中国传统思想恰恰以对“无”的开放性理解通向整全、本源、变化和一切未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打开了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对话空间。中西思想并不对立，西方思想从未完全排斥多样性、特殊性、可变性，中国思想也必然要求最基本的统一性、普遍性、确定性。这是中西思想交汇从而超越理性主义的前提。
就副标题中的流变、困境与超越这三个部分而言，该书正是有了对流变的清晰梳理，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和困境也就自然地呈现出来。当今时代，把握理性主义的困境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清晰梳理流变并精准把握困境的基础上，在对中西思想高度凝练的对观中，作者作出了超越的尝试。超越并不只是为了克服困境、解决问题，更是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宏大的比较视野。在各个章节，为了更加全面立体地探讨相关主题，作者在理性主义更加包容的古代源头、走向极端的近代思想家、不同视角层面的现代批判者，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不同时空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之间纵横勾连，极大地丰富了讨论维度，在每个点上都可以全息透视中西思想传统的整体碰撞。中西比较应该是整体性的，而不是执于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找共通的有意义语言进行表述。
对于会通中西以超越理性主义这个关乎现代危机与人类文明未来的重大议题，《理性主义的政治学》还只是一个开始。作者虽然明确了结合中西思想优秀成果以超越理性主义的内在困境的大方向，但还未能给出建设性的具体方案，对于在中西思想之间是否可以达到更深的融合，抑或只能相互参照、补充也没有明确答案。此外，面对中西两大传统中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和艰深文本，作者也难免百虑一失。应该说，在眼前的这本《理性主义的政治学》中，作者留下的问题远多于回答的问题。
超越的前提始终是对中西思想异同的深刻理解与反思。无论是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西方思想与理性主义的复杂关系，还是针对理性主义及其超越体系性地厘清中国传统思想的特定脉络，抑或进一步拓展中西思想之间的比较维度从而真正实现作者所说的整体性比较，这些都需要大量具体细致的研究工作与统揽全局的视野，甚至是跳出全部既有框架的超越性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在中西思想的对观中讨论了如何超越理性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