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对话”网刊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教授保罗·E. 格里菲斯（Paul E. Griffiths）的文章，探讨了跨学科研究与教育的重要性。格里菲斯认为，强大的学科是跨学科的重要基础，大学要准确地辨别其中的“反学科”情绪并加以规避。

跨学科研究与

教育的必要性

跨学科研究是通过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特定问题，跨学科教育亦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培养人才。如果大学要应对当前的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挑战，弥合各方面的鸿沟，就要支持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例如，悉尼大学查尔斯·珀金斯中心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之所以成立这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因为攻克疾病不仅需要医学和生物科学领域的知识，还需要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工程以及人文和创意艺术的加入。跨学科团队取得优秀成果的基础，是团队成员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拥有深厚知识和良好判断力。跨学科团队的成员要尊重他人的学科专业知识。

格里菲斯认为，跨学科教育最好被描述为多学科教育，因为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接触的是多学科的观点。在一个真正的跨学科项目中，每个参与者对问题都有不同的视角，他们通过共同的、高度创新的方法进行沟通协商。学生要主动形成学科思维，虽然不能以学科专家的身份进行合作，但可以提前了解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工作。当学生跨越学科界限思考其他观点并开始对比不同学科领域的概念时，其批判性思维、整合与研究等技能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适用于未来的学习过程；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探索主题，可以促使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追求新知识，激发更大创造力。

建立跨学科协同机制

真正的跨学科工作很可能会涉及整个大学甚至其他地区，一所大学不可能只通过创建行政单位来形成有效的学科或跨学科领域。如果跨学科的倡议仅仅是鼓励来自同一行政单位的不同学科人员一起工作，甚至排斥其他人员参与，这就是一种“反学科”倾向。因为这可能根本不是一项跨学科的倡议，而是一种将智力活动强行放入一个不合适的管理框架内的行为。

格里菲斯认为，学科绝不只是本科教学大纲中的特定课程体系，而是一种专业的框架。在同一学科框架下，一个专家可以合理地评判另一个专家的工作。历史学家、流行病学家或量子理论家最适合判断历史、流行病学或量子理论方面的工作是否优秀。除此之外，同一学科的专家可以判断一门课程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教材，或者谁是最佳就业或职位晋升候选人。这些日常管理决策均应由学科内专家作出，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大学都是根据一个学科或紧密相关的学科来组建部门。

学科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本身推动了这种演变。格里菲斯建议，大学的行政结构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行政结构有时确实会阻碍跨学科研究和教学，但原因不在于人们身处不同学科，而是因为大家被隔离在不同的“成本中心”，害怕收入会“流失”到其他地方，从而无法实现合作。如果每个行政单位都有跨学科协同机制，每个人都想参与合作，将产生极大的便利。

本报记者 王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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