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实质的探讨，虽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却有停留于知识论传统之抽象概念或原则层面之嫌，易于忽视马克思所关切的人的生存处境与其社会历史的关系。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彰显“感性实践观”，是因为人（劳动者）作为主体创造历史，但在社会历史中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却缺失了，劳动者需要重新占有历史主体地位，这是新唯物主义的解放逻辑。这一解放逻辑无论对新唯物主义之“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还是对作为解放的客观条件及现实支撑的历史逻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感性的人的活动”之能动与

受动的辩证统一关系

“感性的人的活动”之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基础，而且构成人的社会历史的前提。

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要么从纯粹自在的客体（费尔巴哈之前）或理论直观的人与世界（费尔巴哈）出发，要么从无质料非对象的抽象的精神能动性出发，两者显然都忽视了主体的人之感性现实性与对象性维度。因而，如黑格尔般的伟大思想家虽然正确地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但由于其观念论视域内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其理解的人的行动也仅是“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

在此意义上，新唯物主义是将旧唯物主义的感性与唯心主义的能动性“结合起来的真理”。一方面，它强调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它强调正因为这种对象性才为我们理解作为“历史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何以是现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感性的人的活动。

以这种能动与受动辩证统一的感性现实的人的活动观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宗教、概念、自我意识等意识形态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是后者的倒影。只有终止旧哲学的思辨幻想和“关于意识的空话”，才能理解“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理解历史。这就是劳动者们通过世世代代的感性活动创造着历史，而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实又构成了后来者之“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

“感性的人”的活动内含的

自发性特征

“感性的人”的活动内含的自发性特征，也是统治者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现实基础，由此在以往社会关系中，劳动者阶层以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角色出现。不同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充当着不同历史时期均可凌驾于社会及无数劳动者之上的“自由民”“神职人员”“贵族”“资产者”“教育者”“启蒙者”等统治者阶级。然而，以立基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唯物史观视之，这种社会现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以及由此进一步产生的社会历史“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的特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感性的人”的活动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特征，即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劳动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差异，进而导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从此开始，部分人不必再从事繁重的物质劳动而专门进行精神劳动。

统治者中的精神劳动者“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意识由此超脱“感性活动”、摆脱现实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超历史的真理体系。这种分离的自发性，在劳动活动方面，体现为代表统治者的精神活动、享受和消费与代表人民的物质活动、受动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结果方面，体现为建立在劳动及其产品的量上与质上的不平等的分配由此成为历史现实。

至此，单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之间产生矛盾关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定社会只能赋予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以“道德”或“正义”的普遍的独立形式（而不是代表劳动者阶层的被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这一独立形式由于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而只能是虚幻的，在此，统治阶级以虚假名义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因而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民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不过是一些拥抱统治阶级而脱离人民及其利益的“虚幻的形式”。

显然，这些体现着统治者与劳动者矛盾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就是以往社会关系的生动写照，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实质的把捉，与其对“人的本质”幻象的破灭是联系在一起的。旧哲学习惯于将理性、概念、宗教、自由或其他普遍的东西视为人与生俱来的“非历史”的先验本质，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人的本质是历史性的，因为“造就”这一本质的社会关系亦是历史性的。当脱离现实的历史进程，对某种既定的社会关系作凝固化、僵死化的理解时，就会造成双重的“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不仅与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利益相疏离、相对抗的既定社会关系被永恒合理化了，而且从中衍生出某种极具欺骗性的“人的本质”的幻象。这就是为什么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亚细亚的、家长制的、古典古代的或封建的社会关系（所有制形式）极力强调人的“忠诚”品质，而以资本的自我增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极力张扬人的“独立”与“自由”的深层原因。因而，我们或许不能断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所作的“定义”。因为定义是以“超历史”的概念（永恒真理）立身的，它们反过来又将自身视为历史现实的规范性基础甚至造物主。这是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非通过描述人的活动的社会历史性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兴趣。

显然这些条件作为既定的所有制形式或社会关系，并没有确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而是确证着剥夺劳动的统治阶级的自由，“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相反，劳动者阶级处于各种不自由的非解放状态的更迭中，他们作为受某一阶级之共同利益制约的共同关系所控制的“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些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作为独立于个人之外并统治个人的异己的“物的力量”而存在，因而对于劳动者阶级来说，这些关系的更迭构成人的各种形式的桎梏，这一桎梏的新形式，即资本和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

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因为自己的历史处境摆脱了以往通过统治意识的争夺而统治他人的特殊诉求，进而在其与资本的双重历史使命中，构成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

随着作为资本与资产阶级这一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作为劳动者的人民，便以无产者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是以“解构”的普遍的历史处境出现的，在这一阶级内部，一切不触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逻辑同一性都成为一种空谈。首先其普遍的非解放的历史处境在于，它是 “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是“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它“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因此，它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它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种革命。因而，无产阶级正因为自己的历史处境而摆脱了以往教权、皇权、僧侣、贵族、资产阶级等通过统治意识的争夺而统治他人的特殊诉求，它唯一的历史诉求就是从根本上解放全人类以解放自身，“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无产阶级由此肩负起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实现人类解放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只有将“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放置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之中，我们才能理解两者的矛盾及其在推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世界历史意义。受资本本性的驱使，劳动在不断地发展着支配着他们的生产力，直到后者壮大到世界历史性的统治力量，同时出现的还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结果，一方面，“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从而使“市场”向“世界市场”的转变成为经验事实，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由此受到日益扩大的异己力量的支配、震慑和驾驭。另一方面，他们从前是在孤立的地点上和狭隘界限内存在着的“地域性的个人”，如今却日益成为“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无产阶级由此以资本造就的客观条件肩负起世界历史性的使命：破除资本自身的界限，通达人类解放之“自由个性”。就此而言，资本的使命一旦完成，一方面，“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财富和能力的异己形式就将抛掉其资本的前提，财富就会成为“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成为“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而“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本文系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实践哲学视域内的现代性研究”（UNPYSCT-2016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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