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起至今，康宫原则是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领域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多位学者围绕这一议题争论不休。

直接关乎康宫原则能否成立

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了一批包括令方彝、令尊在内的重要西周青铜器，其铭文中出现了一个宫庙的名称，即“康宫”，引起学术界关注。罗振玉、郭沫若、唐兰等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和唐兰，但双方观点截然不同。在数十年的争论中，郭沫若始终认为令器铭文中的“康宫”不是康王的庙，不具断代意义，力主令方彝作于成王时代。唐兰也不改初衷，认定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庙，并指出康王为始祖，康宫中有昭、穆、夷、厉等王的庙。这正好对应铜器铭文中的康昭宫（见颂鼎等）、康穆宫（见克盨）、康宫夷太室（见攸从鼎）、康剌（厉）宫（见克钟），从而证明铭文中出现“康宫”的令方彝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后。

令方彝究竟是成王时器，还是康王以后的昭王时器，直接关乎康宫原则能否成立的问题。而康宫原则的适用与否，不仅涉及一大批西周早期铜器的年代问题，还涉及西周中晚期铜器的断代，影响面十分广泛。所以，令方彝的年代是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

祖丁与父丁并非同一人

近百年来对康宫问题的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学者们普遍认为作册大鼎铭文中的“祖丁”与令方彝铭文中的“父丁”是同一个人。郭沫若推断，“作册大乃夨令子，令为作册，大亦为作册，父子世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兰则指出，令方彝所言“父丁即康王时作册大鼎的祖丁，那末，作册夨令当是作册大的叔父辈。但时代反较晚，等于祭公为穆王祖父一辈而当穆王前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笔者认为，这一前提是康宫问题长期争论的原因之一。尽管依照人物的联系构成器组，是西周铜器断代的重要研究方法，但正如李学勤早就警示我们的：这种方法“是有一定局限的，有时会导致不妥当的推论。铭文中同样人名，有时不是同一个人；即使同一个人，也可能生存于一个以上的王世”。（《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如果我们转换角度，把“祖丁”和“父丁”看成两个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令方彝铭文中的“父丁”就是作册大，作册大鼎铭文中的“祖丁”是作册大的祖父，也就是作册令的曾祖父，大致生活在西周初年，很可能是这个家族在西周的第一代。如此，作册令就不是作册大的父亲，恰恰相反，作册令应是作册大的儿子。既然作册大鼎作于康王初期，此时作册大在朝任职，正值盛年，鉴于康王在位25年左右，作册大可能任职到康王晚年。作为作册大的儿子，作册令最早可能任职于康王晚年，但从令方彝、尊、簋体现出宏大又精致的特点来看，应作于作册令生涯的顶峰时期，即昭王时期。

以往的研究者包括唐兰将作册大鼎铭文中的“祖丁”和令方彝铭文中的“父丁”当作同一个人，其原因是没有注意到商周日名（即庙号）的特殊性。商代贵族庙号的确定方式，既不是生日，也不是死日，而是用卜选的方式。其庙号一般是以下葬日的干支，多半选择在柔日（即阴日），如乙、丁、己、辛等。西周时期，乙、丁、辛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造成一个家族的几代人中，会出现日名相同的现象。（张懋镕：《商代日名研究的再检讨》，《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微氏窖藏青铜器。（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著：《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我们根据各器间横向（同器主同时代的器物）和纵向联系（器主家族几个世代的器物），可排列出微氏第一世至第七世的器主与青铜器的对应关系。

第一世 “ 高祖”

第二世 “ 烈祖”

第三世 “ 乙祖”

第四世 “ 亚祖祖辛” 折 折方彝

第五世 “ 乙公” 丰 丰尊、丰卣

第六世 “丁公” 墙 墙盘

第七世 簋

微氏家族作为殷商遗民和作册大家族一样，继承了祖先使用日名的传统。从上表来看，第三世是“乙祖”，他被第四世折称作“父乙”，折尊、折方彝、折觥的铭文都说“用作父乙尊”，证明第三世的庙号是“乙”。第五世是“乙公”， 他被第六世墙称作“父乙”，墙爵曰“墙作父乙宝尊彝”，说明第五世的庙号也是“乙”。第三世和第五世仅仅相隔了一世，祖与孙却使用相同的庙号，说明在同一个家族，庙号相同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册大家族作为殷商遗民，文化内涵与微氏家族很接近。作册大就好比微氏家族的第五世“乙公”——丰，他可以把第三世“乙祖”称为“祖乙”。作册令就好比微氏家族的第六世——墙，他可以把第五世“乙公”称为“父乙”。由于作册大鼎和令方彝系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盗掘导致很多信息丢失，我们不能确知作册大的庙号是“乙”。但是，我们能够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字形书体等方面证明令方彝晚于作册大鼎，进一步确立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从考古类型学审视令方彝

目前所知，西周最早的鼓腹方彝是义方彝，器体瘦高、深腹微鼓、圈足较高。因其铭文中出现“武王”字样，可知其为武王时器，若按谥号论，则在成王初年，总之是西周初期的方彝。稍晚的鼓腹方彝逐渐由瘦高向横宽发展，腹部也越来越鼓，流行于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总体来看，令方彝与义方彝差别较大，前者器身较义方彝矮胖，腹部变浅，且外鼓的程度更甚。此外，在纹饰的种类和风格上，义方彝纹饰线条比较刚直，更接近商代晚期的方彝。

其实，与令方彝最为接近的是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铜器窖藏出土的作册折方彝。两器整体都呈方形，且盖面隆起、浅腹圆鼓、矮圈足下有浅台的形制也基本一致；纹饰上，三层满花、通体四角和四面中线上的扉棱以及大兽面纹的装饰风格也大致相仿。根据李学勤等学者的研究，作器者“折”的活动时期应自康王后期到穆王初年。（《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厚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所以，该器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

令方彝明显晚于作册大鼎

作册大鼎的铭文具有明显的波磔体意味，保留更多晚商字形书体的特点。第一，行款的特点明显，行与行之间逼仄，没有明显的间距。字与字之间忽而挤兑，如“武”字与“王”字距离太近，以至于“武”字上大下小，很不稳定；忽而离散，如“作祖丁”三字间隔太宽，空白较大。第二，文字大小较为悬殊。如铸、赏、马、尹等字，一个字占有两个字的空间。第三，如王、天的部分笔画很肥大，丑、尹的捺笔肥大。

令方彝铭文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波磔体意味，但与作册大鼎的铭文相比，显然弱化了许多。首先，行与行的间距明显大于字与字的间距，可见行距趋向整齐。其次，文字虽然有大有小，但悬殊程度小于作册大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也比较一致。最后，有肥笔的字的比率下降。作为铭文最长的方彝，187字中只有在、丁、十、父、乙、君、王等少数几个字有肥笔，而且王字的肥笔程度明显弱于作册大鼎。

总而言之，作册大鼎铭文更多地继承了晚商以来波磔体铭文的特点，而令方彝铭文正处于殷商波磔体铭文向西周玉箸体铭文的过渡时期。可见，作册大鼎的时代应早于令方彝。

此外，从尊、公、王等具有代表性的字形，可知两器年代的早晚。尊字的演化轨迹比较明显，作册大鼎“阜”部作填实状，是较早的写法；令方彝、令簋“阜”部作镂空状，是较晚的写法。作册大方鼎“酉”部上无笔画，令簋“酉”部则增加两竖一横，这是昭王时器才有的写法。其余如驭觥盖，不见于成康时期。

公字的写法两器差别最为明显。作册大鼎口部以上两竖呈束腰状，且开口大，间距短。令方彝虽然器铭的公字口部上两笔呈开口式，但两竖之间距离较作册大方鼎拉近，与昭王标准器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令方彝盖铭中所有公字两竖笔都较短，并呈敛口式，近似后期公字的写法，不见于成王至康王前期器。此外，令簋口部上两竖笔直，且距离极近，同昭王以前铜器铭文的写法差别很大。

王字的写法也呈现同样特征。作册大鼎与康王时标准器献侯鼎差不多，字形瘦高，最下边的一横笔与竖笔交汇处笔道较粗，形成一个三角区。而令方彝和昭王时标准器过伯簋上的王字整体变矮，呈近方形，且最下一横笔变细。

结合上文可知，作册大鼎与康王时的标准器的字形书体基本一致，而令方彝与昭王时的标准器的字形书体接近，所以令方彝的时代明显晚于作册大鼎。如果再细分，从尊、公等字来看，令簋的时代可能稍晚于令方彝。令方彝器、盖铭文虽内容相同，而字形书体却不同，盖铭中有些字的字形书体不见于康王铜器上，反而与令簋更接近。

综上所述，无论器物形制还是铭文字形书体，令方彝的时代都晚于作册大鼎，作册令是作册大的儿子。既然令方彝、方尊、令簋都是昭王时期的铜器，那么包括令器在内的102件与康宫有关的铜器均吻合康宫原则，唐兰提出的康宫原则是正确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西周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20CKG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关键词： 西周昭王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