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校长在我们村小学当校长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日后的职业选择。我上小学时，赶上了国家重视教育的好机会。当时，每家至少有两三个孩子，每个村都会设置一所小学，上中学则需要考试选拔，每个镇会设置一所中学。村小学的老师基本都是民办老师，来自于本村，放学后回家吃住便可，但小学校长通常是县里委派的，且不会固定在一处，通常过几年就在不同的小学间流动。崔校长在我们村任职的时间接近十年，覆盖了我整个小学阶段，所以他算得上是我“正宗”的小学校长了。

除了负责全校教务，崔校长还教我们语文。他那时大约四五十岁的年纪，身材微胖，脸有些圆，看上去很和善。他是高个子，每次在黑板上把课文题目工整地写下，胳膊一伸，可以从黑板的最上方落笔，为后面要写的字留下足够空间，整个板书有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不像数学课上瘦黑的朱老师，踮起脚才够得到黑板中间位置，写完一道题转过身来，粉笔末下了一脸，下课时，脸总比刚上课时白了不少。

崔校长喜欢自己先把课文大声朗读一遍，然后再教我们读写。他的字写得方正美观，其实很多汉字本身都是带表情的，只要把它们写好，就对人有足够的吸引力。比如“笑”和“哭”，你绝不会把它们混淆，看着它们，就知道一个在笑，一个在哭。崔校长的板书，让我对汉字产生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喜爱，一点儿也不觉得默写字词是个难事。

除了课本内容，崔校长也喜欢在上课时穿插一些励志的短文短语，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首诗内容朴实，语言简明，朗朗上口，是我幼时最爱的诗歌之一。等有了儿子，我很自然地把它作为幼教儿歌。某天，儿子上学回家后有些失落，我问他原因，他说：“今天课堂上老师教我们念《明日歌》，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不是你写的……”我有些失笑，这也不能怨我贪功呀，给小孩唱个警世儿歌，谁会想到去作注呢？

这个生活细节表明，崔校长的教导在几十年后仍然对我起作用。不过，说到他对我的影响，更大的要数职业方向的选择了。这倒不是说我从小便树立了教书育人的高远志向，而是说在那种尊师爱教的时代背景中，我也想同崔校长一样，通过自己的劳动受到人们的尊敬。说得更通俗一些，我对崔校长在我们村的伙食十分向往。

因为家离得远，崔校长独自一个人住在校园东头的一间大房子里，颇有点古代读书人做了官“老妻寄异县”的味道。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务农，必须在老家种地，并伺候老人照顾孩子，不能随他在我们村小学一起生活。崔校长的房子被隔成两间，里间安置床铺，外间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洗脸架和洗脸盆等生活用品，窗台上还摆着几小盆月季花，一年到头都开花，又泼辣又美丽。

除了教室和办公室，他吃饭休息就在那间专属的房子里。但他自己是不做饭的——我马上要说到他令我羡慕的地方了：我不喜欢做饭，但喜欢吃饭，且喜欢吃花样多的饭——恰恰在这一点上，崔校长拥有了所有我想要的，所以我“必须”羡慕他。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师重教的前提下。崔校长在我们村，是靠吃百家饭生活的，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们村凡是有孩子上小学的家庭，都会轮值给崔校长送饭一天。这一天的饭菜，肯定代表了各家最高的伙食标准，毕竟是给教书先生送饭呀。当然，各家生活条件不一样，最高标准之间也有差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在我们村有很深的基础，教书先生自然也是受尊重的。每次轮到我家送饭，母亲都会提前做准备，去集市上买些鱼和肉。家菜园子里有不少时令新鲜菜，总要挑最嫩最好看的采摘。单说那细长的豆角，挂在架子上像翠绿的面条垂下来，掐断的时候会冒出带着清香的嫩汁，切段炒肉丝、切丁炒鸡蛋或者蒸熟后麻汁蒜泥凉拌都是美味。其他的，比如韭菜炒鸡蛋、小葱拌豆腐、白菜炖粉条、油炸花生米都是可以的，但作为主菜是不够的，鸡鸭鱼肉总要有一样才行。总之，每次轮值就像招待贵客一样。

家里专门买了一个轻便结实的铁皮桶，作为送饭专用器具。母亲用薄竹板隔成几层，最下层是一个瓷罐，里面装着熬好的小米粥或大米粥或玉米粥，上面几层用盘子盛着荤菜和素菜，主食通常是白面馒头，用的是自家麦子磨好的头层白面，要么就是蛋炒饭，或者是炝锅面条。早饭简单些，一荤一素，再配点自家腌制的小咸菜或者切好的花式流油咸鸭蛋；午饭和晚饭则是荤素搭配四个菜。铁皮桶顶部左右各有个环，我和弟弟用一根长棍穿过，一前一后抬着去送饭。这些饭菜对我们有很大诱惑力，毕竟平时家里的饭菜要简单得多。母亲疼爱我们，总是会多做一点，铁皮桶盖上盖子后，锅里还有一些肉菜，这样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去送饭了。

饭菜送到后，崔校长总是很热情地迎接我们，打开后还会夸赞菜肴的丰盛和美味。崔校长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前面院子里边玩边等，大约半个小时就会听到他喊我们。抬着桶回家的步子是轻松愉悦的，有时还会得到一点回礼，比如一个苹果、几块糖，因此每次给崔校长送饭的日子，就像一个快乐的节日。

除了周末，送饭的时间是需要从上学的时间里挤出来的，所以轮值的那天，日程安排得很紧密。早晨天不亮，母亲就要起床操持，快准备好的时候，把我和弟弟喊醒，返回之后我们要赶紧吃，吃完再去上学。中午为了赶时间，轮值生可以跟第四节课的老师请个假，提前回家送饭，以免跟放学的大部队迎头相撞耽误事儿。晚饭可以不太着急，一直等到放学回家再去送。

生活在温带地区，可以免费体验四季的变化。春天和秋天不冷不热，送饭算是一件美差。冬天轮值则算是一件辛苦事，遇到下雪或者结冰，更需要极其小心，就像走钢丝，总担心把桶给摔了。弟弟虽然调皮，但做起事来还是很靠谱的。他找来两根棍子作手杖，我们右手抬桶，贴着地面走，步子细碎，左手拿棍，遇到危险可以随时支撑住。如果天晴，虽然冻手冻脚，但可以将桶放在肩上抬着，大步快走。夏天轮值不怕毒日头，大不了带上宽檐草帽，若是下雨就比较麻烦，需要穿着雨衣雨鞋，“咕叽咕叽”地走。把饭桶也罩上雨衣，像个娇小姐坐在轿子里。不过夏天轮值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不用被“强迫”待在教室里睡午觉，可以趁机开心地玩好长时间。

那时，在学校睡午觉简直就像少林寺的和尚练武功。同桌两人，一个睡课桌，一个睡窄窄的长条椅子，后者需要更高明的功夫才不会掉下去。两人通常每个周调换一次桌椅，睡桌子的人固然舒服些，但也有潜在的危险，万一忘乎所以翻身掉到地上，就要体验一下摔瓜的滋味。因此每天午休，班级会安排一个值日生来回巡视，除了监督众人午休、惩治搞小动作等任务，还要提高警觉，发现有人在熟睡中有掉下去的危险，要及时过去帮忙翻一下身。总之，不想睡又不得不睡的午觉，可以用给崔校长送饭的正宗理由推掉，换来一个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大好机会。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家搬走了。但我一直持守成为一名教师的工作愿景，潜意识中大概与羡慕崔校长吃百家饭这件事是有关联的。可惜的是，这种送饭制度在我尚未从师范大学毕业时就终止了，连我们村的小学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学龄儿童少，几个村的孩子合并后，才够组建成一个小学，我们村的孩子只好去邻村读书。

工作多年后，我回老家，转了几圈都没找到记忆中的学校，打听后才得知，学校早就被拆除了，原址上盖了民房。路上，我遇到一个矮胖老头，依稀辨得出是我小学教数学的朱老师，一问果然是。他七十多岁了，精神头儿很好，国家把他们那一批当年的民办教师都转正了，现在每个月退休金很高，衣食无忧。我听了也很感欣慰，当年民办老师的待遇都不高，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上课，还要下地干活。遇到抢麦收季节，整晚打麦扬场，第二天一早来不及洗澡就到教室上课，头发里还夹着麦草呢。好在苦尽甘来，晚年享福。我向他问起崔校长，他笑起来，说：“老崔啊，他挺好的，退休后回老家了，如今年龄大了，跟着孩子们在城里住。我们这群老朋友不时有联络，去年我们还见面喝过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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