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重大问题，就需聚焦人口分布与人口结构而配套相关社会政策。最近几年，人口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看似是两个问题，但实际却是一个问题两方面的表现。在人口金字塔之中，如果人口出生率逐步增高，则在人均预期寿命常态提升情况下，老龄化速度会放缓，此所谓人口金字塔底部扩展对金字塔顶部老化的延缓。反之，则是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而导致的顶部老化。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下，正步入底部收缩与顶部老化的转型轨道。正因为如此，2021全年仅出生了1062万人——比2020年净增48万，但却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4%。中国由此进入世界老龄型国家行列。这就是说，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国家以来，仅用差不多20年就转型为老龄型国家，成为世界从老龄化国家转变为老龄型国家最快的国家。这种发展态势，远远超过社会预期。
最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多聚焦人口问题而热议国是。在去年推出“双减”政策之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力图尽快解决生育、养育和教育问题，为社会释放出制度红利。两会的讨论与社会的关切聚焦在一起，生成为理论热点，将话题的叙事推向深层。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中，有人建议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有人建议要以家庭为单位设计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此强化生育三胎家庭的制度支持力度。有人呼吁有条件的机关单位和企业建立内部托育场所。有人建议将9年义务制教育向前延伸3年而形成12年义务教育，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有人建议要适当延长夫妻双方的育儿假——在已经延长了妻子的育儿假之后，尚需延长丈夫的育儿假。有人建议建立育儿假的协议分割与共享机制。有人建议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干脆将三孩政策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有人建议维护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保障其与已婚女性共享生育支持政策。有人建议形成新的女性生育保障和弹性工作制度。还有人建议将大学学制从4年改革为弹性的4—8年，从而在鼓励硕士生和博士生结婚生子的制度架构内，形成激励大学生结婚生育的制度增长点。这些建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议论。总之，只有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未来的“三育”问题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的法宝。
当然，生育问题不仅与育龄人口和家庭相关，而且还与社会和就业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为事关未来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只有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地平衡职场、就业单位、社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青年人口的婚育压力才可能有所缓解。当前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处理好婚恋、就业、住房消费、生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性与家庭生育决策的有计划性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收入的增速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速——尤其是房价的增速，则人口的出生率就不会显著提升。对于企业部门来说，育儿假的延长，会解构原有劳动雇佣制度安排，形成从原有劳动力市场机制向新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转型。所以，三孩生育政策从出台到落地，需要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方面作出艰苦努力。
在政府和社会关怀生育问题的同时，家庭也不得不在养小与养老之间形成新的财务和服务分配机制。在收入与闲暇既定的情况下，成年夫妇将收入与关爱向子女一边的倾斜，会影响其对父母亲的财务支持与日常照料。在既定的劳动制度和家庭支持安排中，青年夫妇生育之后的育儿成本来源以及未成年子女的直接照护支持，大多来自于双方的老年父母。法定退休年龄的推迟，一方面保障了老年人口的劳动权，但在另外一方面也会削弱原有父母家庭对子女家庭的支持力度。如果青年夫妇无力在市场购买育儿服务，或难以在社区得到安全的“育儿”服务，则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会随之而相应推迟，从而继续降低其当期生育意愿。表面看起来，这使生育与养老在家庭部门同构为密切联系结构性关系。任何一方的改革，都必然引发另外一方的响应与互动。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多生育一个子女，势必会影响青年子女家庭对老年父母家庭的资金支持。在闲暇既定的情况下，全社会法定退休年龄的推迟，势必会影响老年父母家庭对青年子女家庭的劳务支持。家庭关系将生育和养老捆绑在同一时空，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博弈中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为减缓家庭部门的养老压力，在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之后，政府完成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并轨。在建立养老保险金的上解机制后，从2022年起，政府又将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升级为全国统筹，希望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基本要素中央统一管理机制、地方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制、工作考核机制等，实施全国统筹调剂，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解决各地基金的当期缺口。这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保障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是一项巨大的制度创新。
但在城镇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问题得到化解之后，“两会”代表与委员的讨论话题，就自然聚焦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上。有人建议适时提高农村的养老保险水平，有人建议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人建议将心理健康、养老服务、智慧社区建设统筹起来，加强社会建设。有人建议以60岁为基准上下浮动15年设计弹性退休制度，即允许部分希望支持子女的工作人员在45岁提前退休，为青年人腾出就业岗位，增加青年的就业机会。有人建议直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再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有人建议保障老年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权益，充分发挥“老有所为”作用。有人认为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应首先推迟老年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有人建议赋权金融机构，加快康养产业行业标准及准入法规建设、建立养老企业信用贷款、老龄化人群电子运用普及、加快构建养老服务机构风险防控体系。有人建议进一步优化、构建康养产业发展体系，对接优质医疗、养老资源，打造康养结合产业聚集区，建设绿色生态健康养老服务基地。还有人建议政府应该迅速解决养老护理服务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性弱、综合素质低、年龄结构不合理、工资待遇不高的问题。
针对当前存在的养小和养老问题，“两会”热词向社会层面的波及，又掀起了对社区功能的讨论。总的来说，当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工作。社区既联系了家庭，也联结了政府与社会。将管理型社区转化为服务型社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与就业单位的压力，既为降低“三育”成本创造条件，也缓解90%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为达到此一目的，需要大力开发大数据、完善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建设，以科技支撑为抓手，将养小和养老结合起来，合理设计未来社区的建设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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