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本说”是对古典儒家诸学说之旨要的一种统称。古典儒家承继了早期中国文化中“性情同源”传统，充分肯定人之情的价值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的“有情”世界观。经过汉代新儒家的改造，情本说逐渐让位于“性善情恶”的心性说，致使儒学的后续发展不断走向僵化。
情之为善
汉语哲学首先是汉字哲学。欲知“情”的原始含义，须了解“情”的汉字构造。“情”以“心”作偏旁，加上一个“青”字而成。“心”取象于心脏，古人认为“心”是人的意识器官，可以从中产生“心情”“心智”和“心志”，又因“心”在身体之内，故也称作“内心”。而“青”本是由上半部的“屮”加上下半部的“丹”组成，“屮”同古字“艸”，与“生”形近，《说文》解为“草木初生也”；“丹”为赤石，与“井”形近，或表示地井。“青”取象于“草生于地”，原指草木初生时的颜色。故而，“情”的本义应该是：内心初生之情状。凡是由“青”构成的汉字，如倩、婧、精、睛、靖、清、晴等，大多具有积极、美好的含义，所以“情”从一开始大概就有着正面价值，这可作为“情善论”的一个补证。“性”和“情”是关联在一起的。“性”由“心”和“生”构成，“生”从“屮”从“土”，《说文》的解释是“象艸木生出土上”。“性”和“情”共享同一个意象，此即“性情同源”。不过，“情”较之“性”更富有动态性，所以二字虽经常连用，表达上却各有侧重，“情”比较强调“初出”和“萌动”，“性”则强调“本然”。故而，朱熹一再申明：“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朱子语类·卷五》）
从“性情”到“心性”是儒家哲学的一个转折。戴震指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孟子谓之心，不谓之情”（《孟子字义疏证》）。一般认为，孟子的“四心”指的就是四种自然生发的情感，改称“四情”也无不妥，但孟子到底“不谓之情”，便给“孟后儒学”留下了阐释空间。再者，“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等说法也加强了心、性之间的联系，使得“情”的位置更加模糊。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汉代，儒家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的改造，顺势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然而汉代新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与原典儒家、纯粹儒学有很大不同。汉代新儒家的一大特点是“杂糅性”，儒、法、阴阳诸家被糅合到一起。董仲舒比照“阴—阳”结构，提出“性”有阳有阴、有善有恶、有仁性有贪性，把人性之恶归结于“情”，于是开启了儒家“阳尊阴卑”“性善情恶”的另一传统。汉儒的改造运动对于儒家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自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他在《说文》中将“性”定义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而把“情”定义为“人之阴气有欲者”。自此，“性情同源”分化为“心性”与“情欲”，“情”褪下了“草木初生”的美好意象，情善论或“美情”不再属于儒家的核心关切。“情”的退场带走了儒学的部分盎然生意，为儒学的不断僵化埋下了伏笔。
情之为本
“仁”是儒家的拱心石。孔子的仁本论是儒家情本说的典范，奠定了儒家的情本传统。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此即是说，为仁自亲亲始。仁的目标是能够“爱人”（《论语·颜渊》）。爱人（仁爱他人）不同于亲亲（亲爱亲人），亲亲是仁之始，爱人是仁之成，孟子称之为“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在仁的实现过程中，“情”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亲、仁、爱，皆是不同程度的“情”，孝、悌、忠、信，皆要有“情”的参与。一句话，“情”是儒家价值观念系统中的基础性概念。在儒家看来，任何一种情感，都有其“中庸”的表达方式。“中庸”是一个抽象原则，而“情”则构成了这一原则借以实现自身的质料和内容。“情”的规范性表达以“文”或“俗”的形式被确立下来，就是“制礼”的活动。“礼乐”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个单元，而礼乐的制作同样源于“情”，“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
情之为本，不仅是因为“情”乃儒家知识体系的基础和来源，更重要的是，“情”在儒家意义世界中实为最根本的意义，按李泽厚“情本体”的讲法，“情”即“最后的意义”。情本说并不等同于情感主义或“唯情”，而是在“情理合一”基础上的“重情”。故此，儒家情本说必须放在“情—理”结构中来理解。“情—理”结构无疑是较为现代的说法，实际上，这一结构可还原为《论语》中的“仁—礼”结构，一方面，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高度评价“礼”的作用；另一方面，孔子又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点明“仁”的根本地位。所以说，儒家情本说的“本”，不似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之“本”或本体界（noumenon）之“本”，而是汉字的“本”，取象于“树的根本”。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情本说研究可算作汉语哲学问题意识的自觉。
情之为学
《论语》全书的第一个字即是“学”，正如钱穆所言，“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因而，孔子之教重在情感之学，亦可称之为“性情之学”，以区别于“心性之学”。
“性情之学”把人之情视为立命之本、价值之源。“性情之学”的教化目标是培养“重感情”和“真性情”的人格，营造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情感为纽带增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拒斥一切道德冷漠和虚伪狡诈。“性情之学”的教化方法论是“推”和“移”，“推”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扩，“移”是以他人为中心换位思考，“推”使得情感共同体的不断扩大成为可能，“移”使得情感主体间的感同身受成为可能，“推”和“移”一致反对在人群之中制造冲突和对立、在人与人之间设置隔膜和藩篱。
“性情之学”的教化场所，首先是家庭，因为“爱”的习得要从“被爱”开始，亲情相对而言是较容易产生和维系的情感类型，父母和长辈们最重要的情感启蒙任务，就是令一个儿童相信纯粹的、无条件的爱是可能的。然后是学校，学校中老师和同学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们虽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亲人，却可以像亲人一样，古人之所以创造“师父”和“师兄”等概念，大抵也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像亲人一样”是可能的。最后是社会，良好的社会风气使早先的情感教化得以延续，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以教训的方式“修正”之前的情感教化。在儒家情本说的视域中，一个好的社会不仅是秩序井然的社会，还是有人情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为他人的付出总是能够收获回报，所有的真情和善意都值得被珍视和尊重。孔门教化尤重“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儒家“性情之学”同样关切天道的超越之维。根据情之为善的观点以及《性自命出》中“道始于情”的说法，孟子“心→性→天”的形而上学亦可呈现为“情→性→天”，又由于“及其［情］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情”既可上达于形而上之天，又直接与形而下之物相往来，有别于西方“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彰显出儒家形而上学的独特风格。
“情”的重新登场是当代中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中西方学者都在尝试打破“情理二分”的传统范式。儒家“情本说”和“性情之学”正是对“情”的再次发现的一种回应。深入开展儒家“情本说”“性情之学”研究，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尝试。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