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但他们总是自有其谋生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介“业余”作者。
自汉王朝建立，到近代以前，中国古代作家的主要身份大致有以下五种类型。
其一，宫廷文人，或曰俳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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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清明太平无事的时候，高踞于社会顶层的皇帝以及诸侯王最需要的非实用性人才是俳优，包括各类文化人才。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文人也在其内。汉代重视辞赋，御用的大赋无非是供帝王以及上层社会欣赏的“奢侈品”，其中如果有所讽谏也只是一点装点门面的“添加剂”。“劝百而讽一”，可见讽谏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已。
皇帝在这方面自然拥有最多的人力资源，在各地的诸侯王那里，也有若干帮闲文人。由于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传统这时尚有留存，在这些诸侯王那里，文人们的心态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例如，楚元王刘交、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都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也有后来流动到中央朝廷里去的，司马相如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后来成了汉代辞赋的“首席作家”。
《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于是，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韩安国为《几赋》不成，邹阳代作，结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西京杂记》虽属小说家言，但其内容大抵有所本，并非凭空虚构，大体可以视同史料。《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说：“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从汉初的大小宫廷文学圈子到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汉代的文学家中多有被“俳优蓄之”（《汉书·严助传》）的才子。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宫廷里，仍然不绝如缕。
其二，游士文人，或曰幕僚作家。
将军驻外时，办公的营帐被称为幕府，这个名词后来也可以指代有资格自辟僚佐之大官的衙署。这里自然要有若干办事的人员，包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的属员，也有作家，这些人皆为幕僚。按自汉至隋唐以来的惯例，幕僚可以由主官自行征辟招募，“幕府新开，广延才俊”（《后汉书·班彪传》）是常见的情形。幕僚不同于朝廷命官，这里用人可以不拘一格，不大计较出身和资历，来去比较自由，所以幕僚可以多少保持一点先秦游士的派头，一向人才辈出。府主与幕僚算是主宾关系，而非严格的上下级，幕僚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一般来说都比较好，往往能产生若干比较好的作品。
幕府汉朝已有，例如窦宪北伐匈奴时，班固入其幕，获胜后写了一篇《封燕然山铭》，千古传诵，曾经被录入《文选》。其石刻原迹近年来在蒙古国被发现，引起很大轰动，学者们写了不少文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家幕府中人才济济，袁绍的幕僚陈琳写过一批著名的辞赋和文章；曹操的幕府中人才更盛，“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皆为曹公霸府中的幕僚，他们从各地向这里集中，形成一个群体，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只有西晋统一了全国，但为时甚短），许多人才不在朝廷而在幕府，例如东晋权臣庾亮、桓温的幕府，就都以人才众多著称。刘义庆依靠其幕僚编著了《世说新语》，尤为古今所艳称。到了唐代，不少文人以入幕为一大出路，以至于成了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赵宋以后，政权和社会运行的格局发生变化，幕府文学才渐归衰歇。直到清朝末年，才又一度衰而复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幕府，全都人才济济，其中也包括若干文人。
鲁迅先生曾将古代文学分为帮忙、帮闲两大类。俳优文学几乎全是帮闲，幕僚作家固然也有帮闲的，而更多的则是帮忙。
其三，主流文人，或曰官僚作家。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里，优秀人才的最大出路就是做官。古代作家往往都是有官衔的，无非是级别不同而已。通过正式途径而成的朝廷命官当然要对上负责，忠于皇帝；由于中国士人具有深厚的民本主义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以他们同时也对老百姓负责，在地方上任职的所谓“亲民之官”尤其如此。他们中的清流总是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为民作主”“为民请命”，而不单单是当官做老爷。
白居易说，他写诗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范仲淹说，志士仁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岳阳楼记》）。古代文学虽然可以说以“官僚文学”为大宗，但仍然具有丰富的古典人道主义精神。官僚文学（或称廊庙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无所不包，当然其一大重点仍在“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由俳优或幕僚高升而为官僚的颇有人在，正式进入主流体制是古代士人高度重视的事情。司马相如原是宫廷文人，一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便非常来劲，后来任务完成，复为俳优似的宫廷文人，他就很不高兴，经常称疾闲居，消极怠工。
其四，山林文人，或曰隐士作家。
士人中有条件当官而不肯出山者，或曾经当过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退居于山林田园的，被称为隐士。隐士的情形非常复杂，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同文学无甚关系，他们退出后就不再出声了；另有一些隐士偶有创作，例如老牌隐士伯夷退居于首阳山以后，唱过几句诗；汉末躲进蜗牛庐的大隐焦先，也唱过一首诗——因为数量太少，这样的高人皆不足以称为诗人。首屈一指的隐逸诗人是陶渊明，他先前曾经多次为官，后来早早归隐，大写其诗，这就开创了一种新鲜而具有活力的模式，后来不少隐士向他看齐，以文学创作来提高自身。
隐士原先藏在民间，出了名以后便成了所谓“社会贤达”，有可能被请出来当官；曾经进入官场又退出来的隐士，也有可能再度出山。官僚和隐士可以互相转化，隐士文学可以说是官僚文学的必要补充。
第五，清客文人，或曰江湖作家。
隐士原是指不进入或已退出体制的，到后来又出现了游走于官僚之间或寄生于官僚阶层边缘的文人，又有靠经商谋生的，或近于后来的所谓自由职业者，如南宋的“江湖派”，又如明朝的所谓“清客”“山人”，其中仍有成绩不俗的高人。鲁迅先生讲起清客时，曾说：“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他又说：“清客，还是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宋玉、李渔、袁枚都是重要的作家，对他们的研究很多，而对清客文人来一番通盘的检视则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