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由小众的边缘门类逐渐融入文学主场。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量成倍增长，曾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呈现出跨界创作的态势，越来越多的非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投入或兼顾儿童文学创作。高速发展的儿童文学一方面极大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活力，另一方面也催生出许多相关话题。这些话题有些是儿童文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儿童本位”、如何处理儿童文学的书写“边界”等；有些则是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例如，如何应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过度“市场化”倾向、如何推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本土化等。面对新的、快速发展变化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儿童文学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对创作的指导、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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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与理论互动的历史样态
中国儿童文学取得文学独立性，仅有百余年历史。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发展。在现代至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其创作群体的规模都比较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曾掀起成人文学作家为儿童读者创作、以缓解儿童文学读物匮乏状况的潮流。相应地，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数量也始终不多。在专业研究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儿童文学至今仍不具备学科独立性，隶属于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且仅有极少数院校可以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开展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史与儿童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建构起儿童文学的学科框架。在不同历史阶段，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特征。
在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阶段的成果较为突出。一是五四时期，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理论探讨与文学创作是同步开拓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盛极一时，可谓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导。之后，借助五四文学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正式萌发。鲁迅、周作人等借鉴与译介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成果和理论，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时期，新文学家以革故鼎新的气度与为儿童书写的赤诚，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从仿效西方踏上独立“拓荒”之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童话、儿童小说、儿童诗等体裁领域全面萌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也亟待寻求创作突破。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学术研究和理论书籍出版相对困难，但儿童文学研究和理论书籍出版量大幅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85年，学界出版儿童文学研究和理论书籍共计63部，而在1986年至1989年，学界出版儿童文学研究和理论书籍66部。至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与各类研究性出版物的出版量始终保持在每年20余部，从基础理论到专门辞书，从作家论到作品选本，涉及领域很广。例如，1986年韦苇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7年王泉根著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8年陈子典主编的《儿童文学大全》，1989年王泉根评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张美妮等主编的《童话辞典》，1990年汇聚了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方卫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等的“儿童文学新论丛书”，1992年蒋风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4年的“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与儿童文学论丛”，等等。
值得提及的是，上述学术研究和理论书籍约90%是由专业性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各专业性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儿童文学研究和理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充分显示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理论研究领域共谋儿童文学发展的努力，也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学术储备，许多著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资料价值。从创作角度来看，在建构理想的儿童文学过程中，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儿童文学创作并未出现与之相匹配的繁荣局面。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重拾艺术性标准，但也令其自身的艺术定位变得不够明晰，或偏离“儿童本位”，或偏离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发展的节奏与艺术规律。
理论研究需跟进和深化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儿童文学创作取得爆发式发展，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则相对滞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呈现出诸多新的、具有本土特质的文学现象，亟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给予有效回应。首先是从儿童文学领域孕育并形成文学潮流的青春文学书写。1996年，深圳高中生郁秀在16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出版。这部小说广受欢迎，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该作品为儿童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推动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多“源”发展。小说站在当代少年的立场上书写青春成长，充满时代气息，逼真展现了青少年的身心状态，也展示了青少年在书写自己青春故事方面的才华。受其影响，青少年写作者受到众多出版社青睐，“低龄化写作”一度成为文学潮流。（崔昕平《青少年文学图书传播热点与正负效应分析》）1999年，《萌芽》杂志与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联合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批“80后”创作者登上文坛，巩固并拓展了“青春文学”的创作天地。但这股自我抒写的“青春文学”潮流，并未在理论层面得到有效阐释，“青春文学”最终从儿童文学中独立出来。至今，以中学生以上的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阐释都较为薄弱。
其次是21世纪初的儿童文学畅销书现象。2004年，杨红樱和她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一举打破了2000年以来引进版童书雄霸中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的局面，本土儿童文学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杨红樱的儿童校园文学掀起了儿童阅读本土作品的热情。自杨红樱之后，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刮起了一股校园风、快乐风，面向小学生年龄段读者群的儿童校园小说迅速走红，儿童文学畅销书频频涌现。随着创作生态的变化，畅销童书受到了质疑，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儿童文学作品美学品质的争论。这场关于儿童文学“纯”与“俗”的争论，使通俗儿童文学与艺术儿童文学走向了“分流”。21世纪以前，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基本上以成人意志为主宰。进入21世纪，市场化的发展、消费能力的变化使大部分儿童成为购买童书的决定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俗儿童文学陷入一种很受儿童读者青睐而在学术评论圈被回避的状态。显然，通俗儿童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儿童文学类型，同样需要理论研究的跟进与探讨。
最后，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个颇具本土化色彩的、值得关注的创作现象，即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务实理性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鲜明特征之一。这表现出中西方所持儿童观的差异，也受中国传统文学功能观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承担的“强国保种”的时代使命密切相关。近年来，书写“中国童年”、讲述“中国故事”的现实主义创作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旋律。作家有意识地拓展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题材领域，在作品中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巨变中的中国图景构成了儿童文学独特而丰富的创作背景。（崔昕平《中国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纵谈》）这样一种具有鲜明本土化创作特色的儿童文学潮流，同样需要与之相应的、有效的理论研究。
蓬勃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需要儿童文学理论更好地发挥指导、引领作用。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已然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促进儿童文学研究发展，多位学者论及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如朱自强提出：“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与其是否建立起了明晰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关系。”（朱自强《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研究者纷纷致力于寻找突破研究困境的路径，如朱自强、方卫平、李利芳等关注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舒伟、张生珍等关注儿童文学研究的全球视野。此外，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的关系、儿童文学教育、比较儿童文学等领域都成为21世纪儿童文学研究努力垦拓的方向。上述研究都是有效且具有建构意义的，但与儿童文学创作密切关联的基础理论建设同样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探索。立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建立符合中国儿童文学特质和实际、具有充分阐释力的文艺理论和评论话语，是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基本问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起始期出版传播影响研究”（20YJA751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