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的社会变革对士人心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士人群体一方面延续和坚守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个体内心情感的探究与开掘。这种异于前代的士人心态在小品文创作中有着生动的体现。晚明士人在小品文写作中记录了自己在入世途中艰难跋涉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同时也展现出个体的文人情趣和超然的出世心态。晚明士人心态的变化极大丰富了小品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表现空间，使这一文学形式走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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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入世之心
作为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士人阶层形成的时间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据《礼记·王制第五》所载：“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由此可知，早期的士人是位于卿大夫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阶层，与诸侯、卿大夫有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士人阶层属于贵族的底端，接受过教育，能享有“食田”，因而不必参加劳作。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士人群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靠，但也因此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此，士人阶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群体，周旋于王与道之间，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士人心态凝聚着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较为稳定的人生价值取向与个人道德操守，是中国古代社会整体风貌和主流思潮的集中体现。中国士人普遍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与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士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终其一生不断奋斗的目标。总体而言，积极的入世之心始终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思想观念，这一点也体现在晚明时期的小品文创作中。
入世之心首先体现在士人群体对科举之路的执着坚持。曾对晚明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安派作家是晚明士人的代表。公安派作家袁中道一生为科举仕途之路所苦，但始终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跋涉。他在小品文中对久困科场的经历有过详细的讲述：“作文字时，深思苦索，常至呕血。每至科场将近，扃户下帷，拚弃身命。及入场一次，劳辱万状，如剧驿马，了无停时。岁岁相逐，乐虚苦实。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场，今年亦四十一岁矣。”（《心律》）这段文字描绘了一个读书人跋涉在科举之路的真实心理活动，情真意切。支撑袁中道在科举之路上长久坚持的精神动力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积极入世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一直恪守济世安民的古训，认为通过科举之路为官是人生最为成功的标识。
入世之心也体现在士人群体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例如，面对晚明的社会现实，竟陵派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了文人阶层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他们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往往有发人深省的观点和议论。例如，竟陵派的代表作家钟惺在《两淮盐法纲册序》中真实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两淮地区由于盐法崩坏而导致的盐仓积压，对于袁沧孺不随波逐流提出实行食盐纲法的制度表现出由衷的称赞。文章最后鲜明地提出了作者的认知和思考：“纲法之效如是，向谓其不可为者，见其为之不劳馀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大抵人见谓不可为之日，自有难而易者，而人第惧其难；及为之不劳馀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难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岂能一一告人哉！”对当时存在的盐业管理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以高度的责任感直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正是古代士人阶层关注社会现实的鲜明写照。
竟陵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作家谭元春同样在作品中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抱以殷切的关注。谭元春在《少司马蔡公抚黔文》一文中直面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将古今都强调的“气”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古代君子讲究养浩然正气，而现在的士人阶层多盲目攀比：“古之君子惧以养气，气以养智，而今之所为气者，皋皋訾訾，而务以苟胜于人而已矣。使皋皋訾訾而可以苟胜于人焉，已泄矣，已尽矣，岂能复有气乎？”两相对比之下，晚明衰退的世风立刻显现出来。竟陵派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体现出的仍是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心态。
超然的出世之情
左东岭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中提出，晚明时期的阳明心学促使当时的士人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安顿问题，因而士人心态开始逐渐向个体自适倾斜，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特质。晚明士人心态的显著变化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悠然见南山”式的闲适恬淡的审美情趣。依据中国古代美学的观点，人在内心平静安详之时更易有感而发。正如老子所提出的“虚静”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晚明时期的小品文创作体现出这种超然出世的审美情感。
出世之情对晚明小品文的题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之前，中国士人阶层往往将充盈着山水美景的自然界视为消极避世的场所，所以寄情山水之作多出自消极避世的贬谪之臣、隐逸之士。如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就是因不满于当时士族阶层的打压，转而在自然山水中找寻心灵慰藉。自晚明开始，文人群体不再将游览自然界的山水作为排解心中郁结的途径，而是作为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张岱就曾这样描写当时人们出游的场景：“离州城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向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岱志》）当时的士人阶层已将旅行游览视为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休闲活动。在这一背景下，文人群体更多的是带着一份放松和愉悦的心情欣赏自然界中的山水，这种超然出世的审美情感为感受自然的本真奠定了重要基础。
晚明时期的文人群体不仅对游览山水名胜有极高的热情，还善于通过诗文、书画等艺术形式详细记录游览的全过程，并借机抒发自己对于山水的独特审美体验，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张岱的《西湖梦寻》。《西湖梦寻》讲述了张岱游览杭州西湖一带的详细经历，其中包括雷峰塔、苏公堤、昭庆寺等众多风景名胜和人文古迹，成为后人了解西湖的重要文献资料。当时的另外一位小品文名家王思任同样如此，其并未在山水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或者不平之气，而是追求一种身心完全融入山水的境界。正如他在《游唤·纪游》中所说：“至于鸟性之悦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语者，今之为此告语，亦不过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是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在这种超然出世的心境之下，创作主体只有将自己视为自然山水的一部分，才能真切体味到自然之美。
出世之情也深刻影响到了晚明小品文作家的审美情趣。例如，公安派作家在小品文创作中对“趣”有着独特的感悟与理解。陆云龙在《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一文中提出，公安派的创作“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认为尚“趣”是公安三袁小品文创作的重要审美特征，是创作主体超然出世观念的集中体现。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自己追求“趣”的审美主张：“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由此可见，公安派强调的“趣”是一种超然出世的随性之美，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在此基础上，“性灵”学说才得以实现。
人们在游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内心深处总会引发别样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会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各不相同。创作主体在游览自然山水之时，应秉持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心胸，并逐渐由情入理，从而实现个人性情与山水之性的契合与贯通。王思任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阐述：“夫游之情在高旷，而游之理在自然，山川与性情一见而洽，斯彼我之趣通。”（《游唤·石门》）张岱在小品文创作中也坚持将自身的情感、志趣与眼前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如他在《栖霞》一文中详尽描述了栖霞一地绝美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创作主体在游览时的性情和情趣。面对栖霞一带绚烂的晚霞和江中远去的帆影，作者心中顿生山河辽阔之感。这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非达到超然出世的境界不能体会。
晚明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意识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士人群体对社会意识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的个体心态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特质：一方面，他们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进取意识和家国情怀，渴望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社会思潮的兴起也促使他们着意探究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对自然理趣有了新的审美思考。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也生动地体现在小品文创作之中，晚明士人的小品文一方面真实抒发了他们在入世途中艰难跋涉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个体的文人情趣和超然心态。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