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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1901—1977),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当代著名史学家。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历任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著作有《楚器图释》《历史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古史考存》等。刘节早年研究先秦史,1940年后,致力于历史哲学研究,晚年则转入史学史研究领域。《中国史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即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研究成果。《史稿》是刘节在中山大学的讲稿,生前未公开出版,只有油印稿,后由其学生曾庆鉴、林道南、刘继章整理,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颇获学界好评,白寿彝先生称此书为“必传之作”。整理者表示,《中国史学史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刘节教授的遗著,也是他早期多年教课的讲稿。初稿写成于1955年,后来又作过多次补充和修改。(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学者朱洪斌认为,此稿从1956年8月17日开始撰写,全部完成则在1957年。朱洪斌又提出,此稿《叙论》并非1957、1958年油印稿的叙,而是刘节1962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新作《谈史料学和史学史》,文中以历史唯物论的新名词,包裹着刘节自己那套思辨的历史哲学。(朱洪斌:《中国史学史经典范式的传承、演变及创新——重读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
《中国史学史讲义》(第二次稿)(油印稿)
其实,仔细阅读《史稿》的叙论部分,可知其与正文的章节内容并不贴合,显得非常别扭。何谓史学著作的叙论,大致叙论部分要讲作者一般的史学观念、结构及各章节的安排、主要内容和特点。并且这是一部面对学生的讲稿,更应该阐述这些问题。可惜阅读已出版《史稿》的叙论部分,读者看不到这样的内容。因此,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非常希望看到此稿的原叙论是什么,即油印稿中的叙论是什么。幸运的是,笔者找到一份《中国史学史稿》的油印稿。此油印稿封面红笔题有《中国史学史讲义》(第二次稿),著者姓名被划去,无目录。在认真阅读完叙论后,笔者认为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是比照整理出版的《史稿》,发现《史稿》中没有第二十、二十一章及结论。通过油印稿叙论我们得知《史稿》计划写第二十、二十一章及结论,这在《刘节日记(1939—1977)》中也有反映,如1958年4月25日,“计划写经学、小学与史学一部分讲义”。4月27日,“下午计划草经学、小学与史学”。但内容如何,我们无从知晓。现据油印稿讲义叙论可知,“第二十章经学,小学,与史学;这是说清代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倾向,也就是说考据学从经学转到史学上的经过;这种关键,以小学为转折点。宋朝的考据学,是不以小学为基础的,清代的考据学是以小学为基础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我现在就把三者的关系作一说明;第二十一章说最近几十年来的史学界,最后是一个结论”。
二是比照整理出版的《史稿》叙论部分,虽然也在讲历史编纂学、历史分期、史料学、考据学,但与正文章节内容契合不起来。而油印稿叙论,则简要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并指出所谓的中国史学史包含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两部分的内容,油印稿叙论开首言道:
历史编纂学在我们祖国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从有文字的史料中,即殷代的卜辞中,就可以看出来。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写的历史,是从历史本身出发的,不是从其他学问上派生出来的。按照人类的一般情况说,最初的史书与文学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初的用意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说一种有趣味的故事。因此一般的历史书都是神话故事式的、富于神秘性的,如史诗和英雄传记之类;在这种著作中,是把初民心理和盘托出,主要的是造成古代人普遍的起于一种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拜。这种神秘的、浪漫的思想,是感情支配理知的产物。在这个时候,历史家选择史料的主观见解,是作为史书中内容的基础的。但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史书,是以记载客观事实开始的,那些神话式的英雄传记,(我相信古代的口头文学上一定有的)反是后来才有的。并不是说这一类史诗中国古代就毫无痕迹,例如:《生民》、《玄鸟》,也都是史诗。不过是比较简单的故事而已。最初,最早的史籍,如鲁史《春秋》之类,与甲骨中的卜辞写法相同,是一条条历史事实的记述。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这是指比卜辞还晚起的诗而言,因为在《诗经》中确乎含有社会史的成份,这是指诗中的哲学成份而言,这种哲学是从说人事的变迁原委,进而说到天道推移,因为诗里有教民警戒的意思,《春秋》一类书是继承这种鉴戒的效能而撰述的。但是这种撰述以前,早已有专门记载史事的卜辞,像这种含有鉴戒意义的《春秋》,是到后来才有的。自从战国以后,吾国又产生了历史哲学,应该是出现在有历史书籍以后的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很后来,历史上的事实记载得越来越多,传说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才会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现。那时候故事式的历史记载又转入学术史、文化史的方向上去。《史记》的十表、八书,渊源于《世本》;而《世本》的体制就已经把历史事实分类记载,使历史书籍更加专业化,与文学故事慢慢地分了家。说到了历史哲学,最主要的还是《易经》中的《说卦》、《序卦》,以及《易·系辞》中的哲学,才认为历史事实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所体会出来的历史哲学。《左传》《史记》一类的富于哲学意义的史籍,都出在这一阶段;在这里便很明白地说出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到了战国后期,已经进入很高的一个阶段了。
而叙论接下来概述整体的章节结构及其主要内容和特点,言简意赅,提纲挈领。这样的叙述与整个正文章节内容相合相成,一气呵成,也有助于读者阅读。
三是整理出版的《史稿》叙论对于历史哲学的论述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油印稿叙论则不同,它的叙论讲到战国后期,因为历史哲学的出现,历史编纂学才进入一个高级阶段。“把历史哲学从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由主观的理想,转入客观事实的分析与综合以达到叙述全体人类的生活为目的,这是历史编纂学发展到最高一阶段了。”“本讲稿虽然以讲历史编纂学为主要目的,其中也大略提到中国的历史学,就是说历史哲学。”“第八章文学、玄学与史学;这是说明六朝的史学与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并且说明这个时候的历史哲学主要的偏向是唯心论的哲学,而且与老庄哲学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周易与道家哲学到了这个时候在社会哲学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十六章讲王夫之的史学,认为王夫之《续通鉴论》与《宋论》是结合他的历史哲学撰写的。这个叙论虽然也杂有时代印记的词语如“唯心论”,相比较,这个最为通畅、直接的展示刘节认为中国史学史应该包括历史哲学层面,也是刘节史学观念的直白表现。
2020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学史稿》(刘节作品系列),此书仍照印1982年中州书画社的《史稿》。现《史稿》原叙论已找到,颇盼望以后再印,可以换成原叙论。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