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古代只有语文学，那么从胡以鲁开始，他要建立起汉语语言学；如果说语言学理论一般是指普通语言学，那么胡以鲁是要借助相关的语言理论指导，创建汉语语言学理论。胡以鲁于1912年著成的《国语学草创》，研究了汉语本体存在及相关理论，汉语发展史论，汉语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的理论系统等领域，是中国第一部结合汉语实际的普通语言学著作。西方语言学说和章炳麟以古音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语文学，是《国语学草创》的基础理论和知识渊源。从这部已问世110周年的著作中，我们仍可领悟与学习构建汉语语言学的初心。
探索汉语起源
在“国语学”的核心汉语本体研究问题上，胡以鲁以“国语缘起”“国语缘起心理观”为标题语切入。胡以鲁用心理语言学解释语言起源，“言语心之声，精神动作之自然产物也”。这实际上是暗用《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说。胡以鲁认为，语言产生的过程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客观运动→人的神经系统（胡以鲁所说的“戟刺”即刺激）→神经系统感受这种刺激而形成内心的不平→因万物皆求平衡，动物（也包括人类）借发声机关鸣其不平而求其平，大体上是最粗放的“歌咏言”以求其平→形成感召之声的声表象，但尚非言语→在与自然界的长期共居和博弈以求生存的过程中人类获得自身的进化，也获得语言的进化，有条件进入“歌咏言”以求其内心之平的阶段。这六大节点，正是胡以鲁用心理语言学解释一般语言起源的逻辑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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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的起源，胡以鲁在上述第六节点中，发现“吾国语感叹词之特征”，上古多闭口音，如《尚书·尧典》一开头就呼“曰若稽古”，亦作“越若”“粤若”，皆闭口音，乃至书中的“咨、嗟、吁、已”，《礼记·檀弓》里的“噫、嘻、呼、吁”皆闭口音。胡以鲁进而上推至第五节点，称：“要之人类有以叹声为发表感情之一时期，而吾国中原土人则以弇声（闭口音），随感发声，因声拟字。”如摆脱文字本身形体的纠缠，其读音能说明最早的感叹词都是闭口音，感叹词更是只能表明读音，与记音的字毫无关系，甚至也没有什么语义在内，而只是情感上的喟叹而已。胡以鲁说：“吾国语言当未成其语言之时，即感召发声之时，已特异于他语矣。”还说：“此‘于于’发声期为言语纪元前之一时期，谓之发声时期。”胡以鲁以前语言时期的“发声时期”观照汉语生成的一些情形，不失为睿智之举。
在汉藏语研究的科目中，语源学研究关涉原始汉语与“国语缘起”。求语源的核心内容是古音学问题，包括上古韵的分部和上古声纽的分类，而后者比前者或更为重要。胡以鲁将语源研究必备的上古音审音，以及审音中尤其注重的双声、叠韵看作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的语言的“内范”（inerform），是“各民族心意作用之范畴”，“生各民族着眼中心点之差异”。胡以鲁将音理审析纳入其心理语言学“言为心之声”的分析序列：“欲以音声研究国语之缘起，当先审音声本体之为何，并若何构成吾国国语者，构成语言惟一之原料……”胡以鲁列出中古三十六声纽，还说：“古代有重唇（‘帮滂並明’）无轻唇（‘非敷奉微’），有前舌端（‘端透定泥’）而无里音（‘知彻澄娘’），有齿背（‘照穿床审禅’）而无后舌端（‘精清从心邪’）。”
把握汉语发展史
关于汉语发展史和发展观，胡以鲁的标题语为“说国语后天发展”“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明谓以心理语言学看待汉语的发展。胡以鲁把汉语发展归结为“实质形式”的增加、变迁和区分。“实质形式”的观察点又集中在语词上，分别指“语词方面”（side，指语词的语音方面与概念方面的两者结合）、“语词种类”（kind，指词类划分）、“语词部分”（part，指可分实词、虚词两大部分）。这等于是说，以汉语词汇为重心，从语词的发展变化建构汉语发展史。“实质形式”由语词的语音形式和语词本身的内容概念共同组成。语音形式与语词概念的联结经心理联想活动完成。胡以鲁以语音形式加语词概念组成的“实质形式”为内在理路展开汉语史研究，是极富启发性的。
关于词类（词品、词性），胡以鲁和章炳麟一样，都喜欢借印度因明学范畴实、德、业说之。胡以鲁以反映事物客观存在的概念之“实”说名词（胡又称体词），以反映客观事物特性的“德”说形容词（胡又称状词），以说明作用、功能的“业”说动词（胡又称用词）。完全以概念来解释原本应由功能、形态决定的词性，以逻辑系统看待原本独立、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语法系统，是有严重缺陷的，故常有缠夹，如把原本就具有事物运动性质的“德”又看作动词。但也应看到，上述概念逻辑分析在被胡以鲁打上心理语言学的烙印后，又有了新的含义。
胡以鲁以心理摹仿“乃摹仿静观所得事物之表象也，故由意推语源，大抵为表彰事物上特征或作用之词，故语词之初为表德表业之词而表实为后，盖实固缘德业以为表者也”。这是人类语言的内构过程，也是反映人类认知的次序，即当先有动词、形容词，后有名词。但语言心理认知的次序并不反映在数量上。事实上，甲骨文例的名词约有800个，而动词、形容词不足400个。但每个名词的义项单一，而每个动词、形容词的义项丰富，还是大大超过了名词。
胡以鲁既然把语词的语音加词义概念“实质形式”看作汉语史发展的内在贯穿，也就同样可以把汉语方音、方言词纳入汉语发展史研究之中。胡以鲁的方言、方音观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方言的产生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运命”与必然趋势。文化的统一与传播、文化中心的建立，对方言会有消解作用。“方言因是而杀”，但不可能“因是而止”。在统一的大文化背景下，不仅能留存方言，甚至还会产生新的方言。其二，汉字的巨大作用之一是不因方言的流播而影响交际。其三，围绕方言字的读音、方言词义（即方言词的“实质形式”），归纳出方言的区别性（胡以鲁叫做“差约”）特征的六大条例。其四，由方音而窥知古音。汉语声调的舒促、开闭等皆“吾国语音韵史之关键也”，可由方音的分析知之，亦方音本身的“消长得於是知之”。其五，古代历史变迁与方言的形成关系的探讨，继而对共同语即“标准语及标准音”的期许。
注重心理维度
关于汉语语法，含汉语缺乏形态说，胡以鲁标以“国语成立之法则”“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作题语。胡以鲁从语言心理学论汉语词序，认为汉语“以心传心之法常作用于语言形式之里面”，暗含于词序中，并“随社会心理维转移”，应当“就心理上见地称所谓主语subject者为直接客观语。所谓目的语（宾语）object者为间接客观语。所谓述语（谓语）者predicate为主观语”。
胡以鲁在《马氏文通》的基础上，立足于心理语言学分出六大句子成分（直接客观语/题语即主语、间接客观语/目语又目的语即宾语、主观语/述语即谓语、表彰客观语/定语、状词表彰主观语/表语乃状语、限定题目语与说语之状词谓之属语/定语或状语和补语）。此外，胡以鲁还在《马氏文通》的基础上，将汉语语法概括成“六法七系”，以为“吾国语连结配置之大略法则也”。其聚焦于汉语词序的语法系统，强调汉语词序的作用。词序可补汉语缺乏内部屈折形态变化，补同音词过多之缺，具备精确表达先进思想的功能。
综上所述，胡以鲁围绕创建汉语语言学，在汉语本体研究、汉语史论、汉语语法史研究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他既注重吸收国外的理论，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砥砺初心，赢得学术文化创新的先机，提出了一系列可贵见解，至今仍可作为我们研究汉语汉字与传统学术文化的宝贵借鉴。胡以鲁构建汉语语言学的初心，需要我们深刻领悟并内化于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