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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侧重对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研究，而对于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研究，经常遭到忽视。一种常识观点认为，《判断力批判》仅仅是为了弥合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断裂的巨大鸿沟，不得已而产生的“批判”。人类世界被划分为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别为两个领域的最高立法者，二者律法森严、界限明确，断然容不得半点混淆，但它们毕竟都属于同一个理性，所以判断力就成为理性内部的“调事人”，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地，成为理性内部的“游牧民族”。
在这种忽视的前提下，学界对《判断力批判》中所包含的审美判断和自然目的论判断又有不同评价，往往褒前者而贬后者。原因之一是审美判断开创了西方美学体系的建构因而备受部分学者推崇，其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美学理论倾向被后来人继承发扬。与此同时，自然目的论判断则被视为亚里士多德传统遗留下来的古董哲学，是当时自然科学落后的哲学体现（当时包括生物学在内的部分科学尚未发展），与现代科学逻辑相抵牾从而被视为理论糟粕。原因之二是在判断力理论内部，审美判断提供了判断力的先验原则与情感形式，占据了人类健全理智之知、情、意中“情”的关键位置，而自然目的论判断自身没有先验原则，只能寄居篱下，成为判断力的质料从属、逻辑表达，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判断力批判》中当属审美判断最为重要。
然而，从康德自身的观点看来，其一，《判断力批判》在贯通自然和自由两个领域的意义上给批判体系打牢了坚固的地基，完成了其批判哲学体系，而自然目的论批判恰恰是贯通的最后一步，也是康德打通整个道德世界观最为关键的一步，直接将自然导向道德的终极目的，并最终通往康德式道德宗教之信仰的地盘；其二，在《判断力批判》内部，审美判断从美到崇高、从纯粹美到依存美、从艺术美到自然美，将自然在形式—主观层面与理念世界打通，但仅仅具有形式的沟通还不够完整，这种反思判断力主观合目的性的道路不得不导出自然之客观合目的性，因“目的”本身即是包含现实性的概论，自然目的论判断为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原则提供了实际“客观”合法性，从内容—客观层面将自然与理念世界贯通。所以，自然目的论对于康德批判哲学体系是关键且必要的。
自然目的论判断的理论建筑术从认识问题入手。虽然知性为自然立法，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得以牢固确立，使人们能够从普遍到特殊地认识自然万物，但这毕竟仍停留在理论领域中。这个世界不但要从理论上能够被普遍必然地认识，还要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被特殊地把握，而建立在机械因果律之上的理论知识不能解释一切事物如有机体，所以就需要给予特殊存在物一种特殊判断，把无限的偶然存在也统摄为一体，从特殊（偶然）到普遍，使得这个世界在整体上可以被完全地理解。那么，基于从特殊到普遍原则所进行的主体判断就不能是认识，但“好像”具有认识的形式与能力。这种判断的准则在主体而非客体，这就是反思判断力，区别于知性借助于范畴进行的规定判断力。有机体好像自身是自身的原因，自身造就了自身的结果，因果合一而展现出一种目的倾向，这种目的是内在目的，是知识不能够解释的，人只能对其进行反思，从主体性角度指认出有机物本身存在其目的。有机物自身有其内在目的，但从外部整体来看仍不可避免地陷入外在目的的循环，即有机物个体会被其他事物当作手段，又回归到机械因果律的链条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的完整性，即仍然无法理解有机体的内在目的。所以，要想使得有机物的内在目的能够被完整地理解，只能在此基础上认为包含有机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都拥有内在目的，这就是自然目的。康德通过论证自然目的论的二律背反来解决目的论与机械律的表面矛盾，这是混淆了反思性判断和规定性判断的后果，正确看待二者的方式应该是：反思性判断以规定性判断为基础（否则就不会有认识的对象），反思性判断作为规定性判断的补充（能够有序地理解无限偶然之物）。在反思的意义上，在范导的价值上，可以把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个目的系统，所以这种自然目的论并不与机械因果论相冲突，并且自然目的论对于自然机械律的补充对于人理解世界整体大有裨益。在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僵死的、必然的自然机械律通过自然目的的导引变得好像具有了某种鲜活的力量，这种鲜活的状态就是某种自由的体现，从自然到自由之路逐步开显。
自然目的论中的自由感是因人而生。以有机物的存在为实证，通过范导性的反思判断力推导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目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必然导向一个最高目的。这个最高目的只能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有目的，自然本身客观上并不产生所谓目的，即无论自然界彰显出何种程度上的合目的性，离开了人那将毫无意义。换言之，只有人才有赋予自然之目的的资格。在这里，作为最高目的的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作为自然中一员的人并没有受到大自然的优待，因此不能作为最高目的。作为最高目的的人只能是超出自然领域的自由意义上的理性人。这种理性人又分为两个层次，一者是幸福人，二者是文化人。幸福即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完成目的，但幸福仍然裹挟着自然客观质料，即仍被机械律所干扰，所以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只有摆脱了自然质料的束缚，仅把自然当作手段、成为纯粹意志的适应形式，才能成为自然的最高目的，这就是人的文化。康德将文化定义为人不依赖自然并且能够自由地使用理性建立目的。文化包括艺术和科学。那么，为何作为艺术和科学的文化有资格充当自然的最高目的呢？可以看到，文化其实是自然与超自然领域即理念领域的一个交叉，这种交叉就体现在人的身上，体现在人的文化性上。这彰显了人的两重性，人既是自然领域中的一员，又因其具有部分理性而能够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从而能够从自身开显出自然的最高目的，虽然这种目的只是范导性的而非知识性的，但意义也着实重大。
最高目的的提出让自然目的论从自然领域走进了社会文化领域、从认识问题步入了伦理问题，文化人成为了自然目的系统在自然领域中的源头。但这个源头仍处于现象领域之中，还不是终极目的，其背后还有存在于本体领域中的无条件的目的本身，这就是人的道德或作为道德的人。艺术和科学之所以能够作为现象领域中的最后目的，是因为艺术陶冶心灵、科学提升教养，二者都能使人趋向于道德，导向终极目的。
自然目的论虽然给出了自然目的系统的最高目的即人，使得自然显示出属人的自由感，但这种目的本身还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文化的人仍部分归于自然界。在自然界之中无法得到无条件的目的，而要寻求无条件的目的本身已经超出了自然目的论的能力，只能到自然界之外去寻找这种终极目的。只有人的道德或者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目的本身，对于道德的来源永远无法追问，道德作为绝对命令只能去服从、去实践，而并不能考究道德本身从何而来，因为道德是超感性世界即自由世界的基底。至此，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从感性的认识问题出发，经由有机体的内在目的、自然的内在目的、人是目的，最终发展为道德目的论，完成了其道德世界观的最后关键步骤，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终于架起，现象界和本体界两岸之间的深渊实现了过渡。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