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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和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许多成果与大河流域密切相关。更好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重视流域文化遗产与考古成就，对流域文化的传承和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无裨益。
聚焦流域发展变迁
世界范围内，早期文明与聚落多发祥于大河流域。不同流域的文明演进轨迹，与人地关系演化息息相关。在11月29日召开的“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流域早期文明聚落的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汪芳表示，探索聚落历史发展和文明起源延续的环境背景与人水关系演化机制，有助于理解流域聚落适应性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郑如青介绍，学者开展的流域早期文明聚落多学科研究、国际性合作与交流以及团队建设，为流域文化传承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王长松认为，流域聚落遗址是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集中体现，体现了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紧密联系。聚落的发展在早期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到了近代可能更多与政策有关。传统村落具有长时间的适应发展历史，而非传统村落的演化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
流域是考古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具有动态、复杂性的特征。在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埃文斯（Christopher Evans）看来，流域中的岛屿、低地也需要被关注，每个岛屿都存在自身的使用历史。流域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河流是一种沟通的手段、一种地理分界，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和方法研究。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高晨舸认为，目前，学界对遗产地的探讨已经从以往以遗产本身为主，扩展到了对遗产及其周边的地形地貌、水文、基础设施等物质要素以及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关注；从以往对遗产客体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主体感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及影响的探索；从以往对静态遗产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遗产动态演化的研究。这种基于历史沉积、时空动态的遗产保护观念，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遗产保护的方法论。
助力早期文明探源
流域早期文明聚落的人地关系在考古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认为，流域是文化个性生成的载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研究流域可以让我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对于我们理解早期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地往往沿大江大河呈链状分布，如黄河链的山西陶寺、陕西石峁，长江链的浙江良渚等。对此，汪芳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流域文明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如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人水关系、环境剧烈变化下的文化响应、漕运发展与流域聚落分布变化，以及现代城镇化背景下聚落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等。
以石家河古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石家河聚落分谭家岭城、石家河城和肖家屋脊文化等三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距今4200—3800年，中原文明来到这里，聚落向城东扩展至张家湾遗址点，发现了精美玉器，体现了与中原文明的融合，也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石家河聚落的变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明进程的缩影，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融合形成中华文明的写照。
我国西部干旱区植被以荒漠和草原为主，主要靠高山冰雪融水进行补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水涛表示，探索新疆地区的人地关系问题及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主要依据绿洲模式、高地模式、流域模式等理论和方法。以往在新疆各地也发现了一些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如小河文化、天山北路文化、阿敦乔鲁类遗存等，比照在阿富汗、中亚、伊朗等地考古发现所揭示的规律性，我们认为，在塔里木河流域山前地带的河流谷地环境中，也能找到早期文化存在的证据。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史宝琳（Pauline Sebillaud）介绍说，2012—2016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吉林省西北部、嫩江西岸的月亮泡和新荒泡周边进行的区域性调查发现，该区域的遗存在年代上涵盖了从公元前1万多年至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漫长阶段，揭示了各个时期人群在环月亮泡水域生活过程中而形成的区域聚落形态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玛丽·路易斯·斯蒂格·索伦森（Marie Louise Stig S?覬rensen）通过比较黄河流域与多瑙河流域认为，在人与河流关系的变化中，可以找出两个极端。一个是人们将河流视为伙伴，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人们将河流视为运输系统，而河流中的鱼则是捕获物。然而，无论哪一种关系，聚落附近的河流一定是其景观的一个独特部分，这种特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握。
